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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剌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137〕——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第3和第4世纪〔138〕。
在中国和平时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的。帕提亚人安世高于148年抵达中国并于170年在中国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谶大约在170年同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一个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间把一些佛经译成汉文。提到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正是这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佛教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的使者们外，还有许多帕提亚的皈依佛教者继续进行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的改宗工作，了解这些并非没有价值。在中国的佛经《三藏》上，录有那些经过塔里木到中国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册。在塔里木地区，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侣从事翻译工作，将神圣的梵文写本译成从东伊朗语到库车语的各种方言。著名的鸠摩罗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顾一下。
鸠摩罗什生于定居在库车的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辈在库车享有很高地位。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抛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于寺院生活，但是库车王强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嫁其妹与之为妻。这次婚姻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到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他返回塔里木时，访问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在他的传记写本〔139〕中表现出当时的喀什像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活跃的中心——以至于两城的统治者争夺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宫中的荣耀。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汉译音名为帛纯的库车王很欢迎他，莎车王的两个孙子成了他的门徒。他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Vimalaksha； 其祖籍是克什米尔）一起住在库车，直到382—383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国将军吕光入侵库车后，他带着鸠摩罗什一起返回中国。吕光的故事为库车宫殿的辉煌壮观提供了证据，该宫殿令这位中国的征服者吃惊。吕光的惊讶致使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是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正像哈辛断言的那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亚洲大陆的文明，正像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明显地分成两个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精致的游牧艺术，以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显装饰性的程式化动物艺术为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在这些商路绿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着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激发而产生的绘画和雕塑，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并且由于佛教的需要，与佛教掺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的起源必须在阿富汗的地区寻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第4世纪的贵霜朝中的最后几位国王已经受到萨珊波斯的强烈影响，并被纳入它的轨迹，这一点可以从赫兹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贵霜——萨珊钱币上看到。〔140〕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产生在这些印伊边境上，这一点由创造于公元第3世纪末和整个第4世纪的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伟大壁画得到说明。在这些壁画中，无论是在描绘的图案和服装上，还是在人物的处理上，萨珊影响都十分明显。最近哈辛在喀布尔附近的海尔哈纳发现的一尊萨珊…婆罗门雕塑（属公元第4世纪末），还有地处从喀布尔到巴尔赫途中的拉伊附近的杜克塔…依…奴细尔汪的纯萨珊式壁画群（其代表是一个萨珊王族的王子、5世纪的巴克特里亚总督）都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所有这些都是哈辛…哥达德和哈辛…卡尔探险队发现的。在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把当时的阿富汗地区看成是一个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学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斯洛埃斯时代的波斯物质文明紧密结合的场所。〔141〕
这就是萨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们，即鸠摩罗什的热心的模仿者们，已经把这种混合物种植在塔里木各绿洲之上和沿丝绸之路的各落脚点之上，由于他们，丝绸之路成为传授宗教之路。克孜尔（库车略微往西）壁画的早期风格，正是与巴米安壁画有联系：具有造型准确、高雅和用色谨慎的特点，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浅绿色、深棕色等。哈辛确定了这些壁画的不同时期的年表，他把这种风格的艺术确定在大约450—650年间。〔142〕印度影响在这种早期的壁画中还占有优势，其中的还有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优美的印度裸体画像。萨珊影响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把自己画成年轻的伊朗君主，身穿精致的浅色紧身上衣，在腰部收紧，其衣领是库车式的大翻领（参看哥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安壁画）、下身穿裤子和高筒靴，整套服装都是仿效伊朗的。后来，1937年哈辛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法杜克斯坦发现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萨珊王库斯老二世时期（590—628年）铸造的钱币可以确定其年代，这些灰墁使我们确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响的阿富汗地区继续使库车社会产生男性式的服饰〔143〕。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风格的克孜尔壁画定在650—750年间，据他认为，其特征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萨珊服式占优势地位。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姆吐拉佛教壁画中就画着男、女施主的队伍，他们重现了5至8世纪库车国王们的宫廷。这批穿着华丽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种人——正像他们在宗教和文学上是印度的一样，在服饰上和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伊朗的。除了这种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还反映了军事场面——例如，正像在“瓜分圣物”中的场面——一位库车“骑士”，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锁子甲服，手持长矛，使人想起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地区刻赤（潘蒂卡派）的萨尔马特牧人〔144〕。
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里木南部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位于于阗东北的丹丹乌里克绿洲发现的一块木板画上（属7世纪末）可以看到。画中，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纯印度式的裸体的龙女画，与阿旃陀壁画中最精致的裸体像相似；一位牧马人和赶骆驼者都具有伊朗特征；还有一尊菩萨，留着胡须，戴着古波斯人头巾、穿绿色长上衣、裤子和一双萨珊贵族式的靴子。最后，同样的伊朗影响还可以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画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们联想起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一位身着萨珊式甲胄的那些库车牧马人，而据哈辛记述，某座观世音像还保留着纯印度的风度。在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面孔的佛像旁边，施者们穿着像在克孜尔所见的同样的甲胄，戴着有展开的翅膀装饰的头盔，这些又清楚地表明了与萨珊王朝的联系〔145〕。在雕塑方面，奥瑞尔·斯坦因在焉耆发现了精致小巧的泥塑像，它们酷似一个代表种族类别的画廊。它们与阿富汗地区哈达的希腊…佛教式雕塑（现存纪麦特博物馆）极为相像。
于是，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们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区。此外，渗入中国本土的印度和伊朗文明应归功于这些绿洲，〔146〕这一点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丝绸之路在此进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附近发现的佛教壁画和幡旗上表现出来。
第十五节 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文化未受干扰地在塔里木绿洲的定居民中茁壮地成长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在北部草原上互相残杀。约155年，北匈奴（他们可能属突厥种，住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被另一些游牧部落，即鲜卑部落降服。鲜卑人〔147〕起源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古斯人，据伯希和和托利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属蒙古种人。于是，蒙古人的统治接替了突厥人的统治。中国人称之为檀石淮的鲜卑首领征服了北匈奴之后，向西蒙古进军，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人，他打败了这些乌孙人。中国编年史家们提到，在166年，他的统治从满洲到乌孙国，远至巴尔喀什湖。无疑地，这一记载多少有些夸张；鲜卑人的统治几乎没有超出过今天的博格达汗（土谢图汗）和车泽尔里克曼达勒（即赛音诺颜）的领土。取得这一重要权力以后，鲜卑首领开始重蹈前辈匈奴的覆辙，贪婪地把目标对准中国。156年，檀石淮进攻今天称为辽东省的地区，但被击退。接着他转攻内蒙古的南匈奴，当时南匈奴已归顺中国，后来他与南匈奴达成协议，诱使南匈奴和他一道攻击陕西和甘肃的中国边境，但是，联合起来的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军队面前被迫撤退了（158年）。鲜卑人又对辽西（即对满洲西南部，辽河下游西部的中国地区）发起新攻击，也于177年被中国将军赵彪击溃。最后在公元207年，中国将军曹操在今热河地区彻底击溃乌桓，乌桓是在大兴安岭南达赉诺尔（即呼伦池）和西拉木伦河（辽河）地区放牧的游牧部落。公元215—216年间，曹操把南匈奴余部安置在今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并把他们分成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国驻外政治代表〔司马〕监督各部首领的统治。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被软禁在中国宫廷内。〔148〕
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消亡时，在前一段时期被中国军队严重击败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或者是心怀恐惧，或者是衰弱不堪而未能利用这一形势。尽管汉朝的继承者，即“三国”之间在进行着内战，但印欧人的塔里木绿洲还继续忠于三国之首、华北的主人魏国（220—265年）。因此，在224年，鄯善（罗布泊）、库车和于阗向魏王曹丕表示效忠。当晋朝（司马家族）取代了魏国和其他两国，重新统一中国时，库车王派其子入侍宫廷（公元285年）。鲜卑人大胆攻击凉州（武威）附近的甘肃边境，于279年被中国将领马隆击退。
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攻击。正是在中国似乎不再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类似于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不同者，这些入侵似乎并不是由蛮夷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仅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第十六节 公元4世纪的大入侵；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些使匈奴遭到削弱的接连不断的分裂。自公元前3世纪起，在单于的统治下，匈奴人控制着内、外蒙古，单于驻地选择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当一位名叫郅支的首领被对手赶出父辈之地蒙古向巴尔喀什湖地区（即今哈萨克共和国）迁徙时，匈奴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于是东、西匈奴间产生了分离；在蒙古的东匈奴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草原上的西匈奴，在匈人（阿提拉的先辈们）的名称下后来成为罗马世界的敌人。
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分裂；在南方的，或者说在内蒙古的8个匈奴部落，从那些仍忠于鄂尔浑地区单于的匈奴人中分裂出来。于是形成了明显的新集团：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起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如上所述，鲜卑人当时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接近哈密和巴里坤地区之间的地带。
接近汉末时，南匈奴（从现在起我们将专门论述南匈奴）在鲜卑人的压力之下进一步南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们逃入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附近地段，在三国时期（220—265年），他们居住在这些地区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