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汀栋倏迫椤分小癟oghuz…ghuz”条目，848页；“Vorlesurgen”条目，53页）。争论较多的问题还有，8世纪的突厥碑文和9世纪的回鹘碑文中提到的九姓乌古斯人的准确位置。巴托尔德带着极大猜测性地将他们定在于都斤山（杭爱山？）以北，另一些专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阿尔伯特·赫尔曼把他们的位置定在克鲁伦河中游（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35、39图）。主张回纥与乌古斯是同族的学者们提出了以下理由：（1）在Orgotü碑中，回纥可汗默延啜称其民为“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虽然这里可以指两个不同部落的联盟）。（2）在Oghuz…name中，与乌古斯人同名的英雄乌古斯可汗说：“我是回纥人的可汗。”（伯希和摘录（Sur la légende d'Oghouz…k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载《通报》4—5，1930年，351。）但是，伯希和认为Oghuz…name一书是约1300年用吐鲁番的回纥文写成。因此，引用的章节只不过是地区文体上的附加语，是以后形成的。（3）马苏第、迦尔迪齐和雅库比记道，当时九姓乌古斯是摩尼教徒，这似乎可以把乌古斯与回纥等同起来，回纥人在763至840年间成了摩尼教徒。问题是这三位作者是否因为Ouigur与Oghouz在拼音上的类似，而弄混淆了。巴托尔德支持相反的论点，即九姓乌古斯并非回纥，而是古突厥人。实际上，突厥可汗默棘连在和硕·柴达木碑中称九姓乌古斯为“我的同族”。然而，同一块鄂尔浑碑表明九姓乌古斯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独立，因为碑中提到由默棘连和阙特勤领导的、平息乌古斯叛乱的战争。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相信回纥与九姓乌古斯是同一族。我们甚至不知道8和9世纪的鄂尔浑碑文中提到的、蒙古地区的九姓乌古斯是否与10世纪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上提到的九姓古兹（Toquz…Ghouz）和古兹（Ghouzz）等同。据此书记，被称为九姓古兹的突厥当时确实是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在今谢米列契耶、伊犁河、察里恩河、特克斯河和穆扎尔特河地区（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263—279页，地图279页）；另一些被称为古兹的突厥人分布在今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占据的地区：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以北，在萨雷苏河、图尔盖和恩巴河地区（上引书，311页，307页图）。吉尔吉斯草原上的古兹人似乎是谢米列契耶地区的九姓古兹人的一支，同样，可以肯定，11世纪在南俄出现的乌泽人和在波斯的塞尔柱人与今天的土库曼人都是来自古兹人，但我们所肯定的仅只这些。
〔89〕《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正如马迦特的论述，莫贺达干在塔巴里的书中写作Koùrcoùl（Koùrcoùl=kul…chur），见《古突厥碑文编年》38页，注1。巴托尔德《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页27。
〔90〕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
〔91〕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92〕《新唐书》卷二一五下《西突厥传》。
〔93〕《新唐书·西突厥传》。
〔94〕《新唐书》卷二二一下《于阗传》。
〔95〕《唐书》中称伊嗣俟，即位于632年。——译者
〔96〕参看巴托尔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伦敦，1928年，184—196页）。
〔97〕同上书，184—185页，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录。
〔98〕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编年》，8页。这一论点遭到巴托尔德的反对，他认为可汗的侄儿未必就是阙特勤。参看《古突厥碑与阿拉伯征服》，10页。
〔99〕关于阿拉伯征服喀什地区说，参看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载《亚洲研究院院刊》II，1923年）。巴托尔德根据塔巴里和巴拉左里的记载，在《突厥斯坦》（185—188页）中，对有关事实进行了编制。
〔100〕费尔干纳在《唐书》中名宁远。
〔101〕719年，称作帝赊的吐火罗地区总督派通晓天文学的摩尼教徒到中国宫廷。（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关于中国给予吐火罗地区叶护的保护权，参看《唐书》和《资治通鉴》。
〔102〕巴托尔德《突厥斯坦》页189—192，根据塔巴里的记载。
〔10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罽宾传》。
〔104〕《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大小勃律传》。
〔105〕吐屯，突厥官名，又名吐屯发。是可汗派往臣属国，负责监督行政和赋税。——译者
〔106〕巴托尔德《突厥斯坦》195—196页，沙畹《史料》页142，297。
〔107〕参看巴托尔德《百科全书》948—949页中“Türk”条目。
〔108〕于阗王尉迟胜（尉迟王朝的）也引援兵来支持唐朝平定叛军。
〔109〕汉名默延啜，施勒格尔假定其突厥名是Moyun…chor；然而，正如伯希和考证，对应名应是Bayan…chor。参看《库曼考》（载《亚洲杂志》1920年，153页）。其回鹘语称号是Tangrida qut bulmysh il ytmish bilga qaghan。在鄂尔浑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奥古土河谷发现了他的墓，墓前有古突厥文（或称鲁尼文）碑。参看拉姆斯泰特《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鲁尼文碑铭及其校译》（赫尔辛基，1913，XXX和沙畹文《通报》1913年，页789）。
〔110〕在摩尼教残卷中，以及在约821年的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该可汗名下有一组赞誉之词：乌鲁古·伊利克（Ulug ilig，意大汗），Tangrida qut bulmysh（意从天国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权利），ardamin il tutmysh（意为由功而治国的），alp（是英雄的），qut lugh （是至高无上的），külüg（是光荣的），bilga（是明智的）。参看缪勒的《回鹘志》II，95。
〔111〕指药之昂。——译者
〔112〕参看沙畹和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载《亚洲杂志》I，1913年，190，195—196）。
〔113〕《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76页。当时中国急需回鹘援助以抗吐蕃人。约787年，吐蕃从最后一批唐朝驻军手中夺取库车绿洲，但随后被回纥人赶走。791年，吐蕃又攻甘肃宁夏附近的灵武据点，再次被回纥打败。从783至849年间，甚至到860年，他们保住了甘肃西北的西宁和灵州地区。
〔114〕中国称怀信可汗。——译者
〔115〕中国称保义可汗。——译者
〔116〕参看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圣·彼得堡，1892—1899年）图XXXI—XXXV；拉德洛夫《鄂尔浑古迹》（赫尔辛基，1892年）50—60页；缪勒《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柏林，1909年，276页）。
〔117〕可以看到，这些禁食奶和牛肉等的摩尼教禁令（在放牧牲畜和酿制马奶之地很难实行的）肯定是随着改食蔬饭而制定的。回鹘人已经从游牧生活过渡到以农业为基础的定居生活。（参看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268页。）
〔118〕英译文上误为河北。——译者
〔119〕788年（唐贞元四年），回纥可汗请唐改回纥为回鹘。故788年后，回纥译为回鹘。
〔120〕由哈喇巴喇哈森、别失八里、吐鲁番和焉耆的粟特语碑文提供的证据表明“四塔沟里”在大约800年已经被回鹘人征服。亨利的《焉耆与吐火罗》（载《亚洲研究院院刊》1938年，550页）。
〔121〕参看勒柯《中亚晚古佛教》II，《摩尼教文献》（柏林，1923年）和《高昌》（柏林，1913年）图1—6。
〔122〕勒柯《高昌》图30—32。《中亚晚古佛教》IV，图17。瓦尔德切米特《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图16—21。
〔123〕瓦尔德切米特，前引书，图18。
〔124〕伯子克力克壁画中，有一幅画代表10世纪吐鲁番的回鹘王子博格拉·萨利·吐吐克。
〔125〕勒柯的著作（Kurze Einführung in die uigurische schrift kunde）（柏林，1919年）93—109页。
〔126〕参看A。 V。哥本的《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柏林，1935年）。
〔127〕后期的一位回鹘可汗乌介与其说是统治者，不如说是位冒险者，他企图通过发动对黠戛斯人和中国人的战争维持他在戈壁的统治。847年在阿尔泰山，他在某种未弄清楚原委的行动中被杀。
〔128〕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Beshbalik”条，746页。
〔129〕甘州回鹘诸王自称可汗（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79页）。
〔130〕由于敦煌千佛洞中的许多佛教题材的群画中提到甘州回鹘的“天可汗”，这一点似乎更加得到证实。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203。
〔131〕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ürks”条目，952页。拔悉密部，在回鹘人来到之前，在7世纪分布在古城地区（原别失八里），他们除了说突厥语外，还说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
〔132〕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玄奘传》的回鹘译本，时间是10世纪25—50年，最近由哥本夫人译成法文，收载入《回鹘译文》中。
〔133〕参看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条目，848页。和“Türks”条目，949页。还有沙畹摘录的汉文史料，在强调处月与沙陀的密切关系时，他提到了两者的区别，即7世纪时，沙陀在巴里坤湖以东游牧，处月在该湖以西。
〔134〕巴托尔德在《百科全书》中的“Toghuzghuz”和“Türks”条目，848和948页。参看米诺尔斯基的《世界境域志》，266页。沙畹认为沙陀属西突厥种，特别是来自7—8世纪在古城和巴里坤之间作季节性迁徙的突厥部落处月，参看《史料》96页。
〔135〕关于契丹，参看冯·加布伦茨的《大辽国史》（圣·彼得堡，1877年）。布列什奈德的《中世纪研究》（伦敦，1888年）I，209。沙畹的《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5—6月刊，377）。缪勒《通报》，1922年，页105。在蒙古语中契丹的单数是Kitan，复数是Kitat。
〔136〕伯希和《库曼考》（载《亚洲杂志》页146—147）。拉施特记述：“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密切。”参看W。巴鲁克的《西夏和契丹的语言与文字》载沙尔莫尼的《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巴黎，1933年）24页。以及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Lwow，1925年）248页。老莫斯特尔特认为契丹是蒙古字Khitai的复数（《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学刊》第9期，1934年，40页）。
〔137〕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65。
〔138〕回鹘对契丹的文化影响显然很大。两件契丹文手稿之一，好像是来自回鹘文，另一件是来自中文。马迦特的著作（Guu'ainis Bericht über die Bekchrunq der Uiguren），500—501页。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377。
〔139〕汉名为述律氏。
〔140〕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537—1538。
〔141〕缪勒《巴林的辽代古城》（载《通报》，1922年，105页）。从1044年起，大同成为西部都城，即西京。
〔142〕“歧沟位于涿州西南30里处。唐末，在此设关。据胡三省，该关在拒马河北，拒马河源于涞源县，从易州偏南处流过。”（据德罗图记述）
〔143〕德罗图指出，梅拉和考狄尔所认定的shenchow所在地是相当混乱的。梅拉（VIII，147）说契丹在澶渊以北扎营。德罗图认为梅拉把shenyüan误读成Tanyüan，shenyüan是宋朝时shenchow的另一名。考狄尔把shenchow看成是与梅拉的Tanyüan不同的另一个城市，使该问题更加混乱，他认为“契丹扎营于Tanyüan或Taichow（今开州）以北，在chenchow周围。”（参看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a巴黎，1777—1785，II，87）。 事实上，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城市，正像德罗图更正梅拉和考狄尔的那样，宋代称为澶州、澶渊或chenchow的城市，在17、18、19世纪时称开州，中华民国时称濮阳县。
〔144〕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页414。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09。赫尔曼《中国地图集》43、44页。
〔145〕马迦特的著作（Osttürkische Dialektstudien）54页。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Khitai”条目，782页。《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279页。
〔146〕伯希和《科兹洛夫使团所获汉文文书》（载《亚洲杂志》1914，5—6月，页503和《通报》1925年，6，399页）。伊瓦诺夫的文章（Les monuments de I'ecriture tangout）（《亚洲杂志》I，1920年，107）。巴鲁克《西夏和契丹的文字与语言》（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关于西夏艺术，看A。伯恩哈蒂的文章（Buddhist。 Bilder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东亚杂志》，1917年10月）。
〔147〕巴托尔德《百科全书》“Qara khitai”782页。
〔148〕伯希和和L。凯尔的《辽道宗墓和契丹文字碑铭》（载《通报》1923年，10月，292页）。W。科特威兹《契丹及其文字》（载《东方学年报》1925年，页248）。
〔149〕伯希和认为“Djürtchat”是女真的最初形式。参看《通报》（1930）297—336页；“事实上，Joutchen（Ju…chen）是Djürtchat的讹用形式。”
〔150〕参看沙畹《中国旅行家游契丹女真记》（载《亚洲杂志》I，1897年，378）。维格的著作（Texts historiques）II，1621年。
〔151〕来自王室的完颜一名可能只是汉文“王”字的通古斯语译音，意思是“王”或“王公”。参看伯希和《中亚几个词名考》（载《亚洲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