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钞流通。——译者
〔42〕《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第3—30页）。
〔50〕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arka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卍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Arka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arka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上引书第208页。
〔66〕上引书第100页。
〔67〕《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1927年3—4，第159页）和《蒙古人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3—4，1924年，248［52］）。有关孛罗丞相的情况看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59页。
〔75〕《元史》卷132《杭忽思传》中是镇巢城，此城是大运河岸的常州。它于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的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译者
〔76〕参看《元史》卷132。——译者
〔77〕看C。隆西埃尔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发现了派出使者的几位北京阿速首领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们在给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别名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通报》1923年，第193页）。马可·波罗在福州提到的所谓基督教徒，伯希和认为肯定是摩尼教徒。参看《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58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3页；伯希和《学者杂志》1929年1月第42页。
〔79〕在哈剌火州，马可提到了有一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编Il Milione，第46页；穆勒…伯希和编II，XX）。在别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矿。
〔80〕《马可·波罗》穆勒…伯希和编I，79；本内代托编70—71页。（七艺，即文学、修辞学、算学、辩证法、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译者）
〔81〕伯希和证实了当马可谈到摩苏尔和报达时，只是听说。裕尔…考狄尔本（伦敦，1903年，I，19）错误地说他在摩苏尔、报达和巴士拉之间旅行过。最可能的路线是赛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页）注明的。（霍尔木兹是与印度贸易的巨港，在波斯湾口的一个岛上。元朝译为忽里模子，明朝译为忽里谟斯。——译者）
〔82〕裕尔…考狄尔本I，第129页，穆本I，第128页。
〔83〕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页及其后。伯希和认为Pem与Keriya等同。
〔84〕《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48页；穆本I，158；伯希和《肃州考证》（《亚洲杂志》I，1912年，591）。
〔85〕鲍迪乃译本I，203；贝本48页；穆勒本159页。
〔86〕本内代托本52页；穆勒本178页。
〔87〕本内代托本58页；穆勒本181页。
〔88〕“在马可时代，波斯语必定是作为一种中亚和东亚通用的语言”。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II，1913，185。
〔89〕本内代托本第137页，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64—168页上的文章。
〔90〕马可还提到京兆府内的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本第107—108页，穆勒本第264页）。
〔91〕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15页；穆本第277页。关于大理城，参看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第158页上的文章。
〔92〕参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第633—680页上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
〔93〕A。 J。 H。夏里格农认为是指正定（chengting），参看《马可·波罗传》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28页。
〔94〕马可称黄河为Caramoran，来自蒙古名喀喇木仑河，即黑河。
〔95〕参看G。马斯佩罗，载《通报》1911，第476页。
〔96〕佛陀（Buddha）蒙古人称为Burqan。
〔97〕鲍迪乃本第588页，穆勒本第407页。
〔98〕鲍迪乃本第325页；穆勒本第239页；参看裕尔…考狄尔书中的注释，I，426—430。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参考海德《利凡特商业史》（莱比锡，1923年）II，670，693。
〔100〕Quinsai一名，或者根据各种手稿写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来自King…tsai，即“暂时驻地”（伯希和）。参看穆勒的《马可对Quinsay的描述》（《通报》1937年，105页）。
〔101〕“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错了，它是最大的一个港口”。（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内，其中有马可称赞的陶器制品（穆勒本，352页，参看海德的《利凡特商业史》II，247）。
〔102〕鲍迪乃译本第56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68页。海德上引书II，644。费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1335年至1343年间佛罗伦萨编辑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xviii。
〔104〕参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I，218。
〔105〕汉文史料称马八儿。阿拉伯语是Ma'abar； Ma'bar，意为渡头。《岛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马八儿传，《元史》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该地在科罗曼德耳海岸。——译者
〔106〕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第633页）。
〔107〕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页。
〔108〕在安德鲁·佩鲁贾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时间写成1318年肯定是错误的，穆勒估计，应该是1313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页）。
〔109〕裕尔《东域纪程录丛》（英文版）第3卷第73页：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译者
〔110〕马拉巴尔（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图泰写作al…Malibar，爱德利奚和阿布尔费达写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带。张星烺认为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中的八罗孛。关于胡椒生产，《诸蕃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译者
〔111〕《鄂多立克游录》，考狄尔本（巴黎，1891）第99页。
〔112〕参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1924年）第153页。
〔113〕Sinkalan，马黎诺里记Cynkalan，伊本·白图泰记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记Chinkalan，都指今广州。——译者
〔114〕关于辛迦兰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陶器运往印度和也门的重要港口），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IV，272。
〔115〕参看穆勒《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41页，和《新中国评论》（1922）第32页“杭州有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