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
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和彻底涵盖宾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罗丹的“思想者”，魁伟的身躯山岩般稳坐，粗壮的手臂支撑着硕大的头颅，脸上的沉静有着某种苦恼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风暴的到来。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青天”常用的后缀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是站在苦难者头上和对立面的。他们是有权势者，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无论是包公还是海瑞，他们的作为是依靠统治集团的授权。他们不过是王道与霸道的选项，面对的同样是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草民。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用时髦的话说，是“体制内”的。此时你有按资分赃的权利，甚至会得到作“青天”的资本，像包龙图的御赐铡刀。但是当你站在“草民”，站在无权势者一边时，情况就彻底变了，更不要说你是反出体制的叛逆。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他的敌人是苦难制造者，也是“青天”制造者。宾雁 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强权”质问同是神祗的赫淮斯托斯为何不赶快执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钉上悬崖：
“为何拖拖拉拉，心生怜悯，你难道不恨他。
众神可恨他入骨，因为他把你们的秘密泄露给凡人”。
宾雁就是这样一个“揭秘者”。他不断言说着“真实的存在”，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去“生活在真实之中”。宾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们还常说宾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如果组成民族的个体是背信、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在哪里？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心里充满了奴隶的恐惧，它让民族丧失创造力，丧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因暴君暂时放松了轭套而得了温饱的生活，便急忙亲吻暴君的手，那么这个民族又如何去发现它的良心？良心不属于“民族”这样一个空洞的集体概念，它只属于个体。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幸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写的：“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他的幸福感是极为人性化的。这种幸福感不来 自于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占有多少物质财富，博得多少世俗声名，而来自友谊、忠诚，来自正义的伸张和受难者的微笑。
和他初识，我曾经以易卜生笔下的布朗德看他，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在布朗德那里，民众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来教育。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领众人登山，队伍中有女人说“我的娃娃病了”、“我脚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们的奴隶的烙印真够深……。回到你们的坟墓里去”。队伍中有人问“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吗？”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你们牺牲了你们的一切，直到你们从妥协折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遵守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布朗德的这种蛮横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恒牺牲为代价。他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爱他的民众，那不过是要求奉献的口实。因为“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圣。特里莎）宾雁对人的爱就是这种细小中的博大。他会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诉信而彻夜难眠，他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回应呼喊他的人。他会为不让一只猫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会对强大暴虐的统治者说“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时，也不会忘记对朋友的一声问候。在事关大小、轻重的选择时，他会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们不说这种爱的崇高，我们只说这种爱的高贵。崇高是属神的，而高贵是属人的。
宾雁的心灵是一奇迹。几十年的磨难，经受屈辱、背叛、心灵的煎熬、肉体的疲惫、意识深处的贱民地位、对妻子儿女的负罪感，重重重负，需要何等的承受力。我们见过多少人，在迫害之下人格扭曲了，心灵阴暗了。受迫害妄想症、监狱综合症被带到正常世界上，把社会当作监狱，把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作对敌斗争。他们再不会体验正常的亲情、友爱、信任。这是迫害者的罪孽，也是被迫害者的不幸。但宾雁却是相反的例子。他信任人偶尔会达到轻信的地步，总不相信别人做某种事情是出于恶意。他对某些人的不满会随着想起这个人受过的苦而烟消云散。在他内心里，真正没有敌人，他只对制造苦难的制度发言。即使偶尔提到某个人的名字也只因为他充当了这个制度的代表。他宽厚、博大、对各色人等中那些难以容忍的行为，也至多不过发出呼吁，“让我们讲点良心吧”！共产党特殊的施虐—受虐政治心理结构，竟然不能侵害他慈悲的心怀。看他的心灵以单纯对繁杂，以坦荡对狡诈，以包容对偏狭，以宽恕对伤害，你不能不感叹神造常人，偶尔也会失手，留些奇士在这世上，如茫茫人海中的岛屿，作遇难时救援的基地。
我常常思索宾雁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何处，追寻他所赖以为生的土壤、养料、水分和阳光。以宾雁的勇敢无畏、不计得失的行为方式，我们联想到中国士大夫的舍生取义、求仁得仁的道德追求，从他对不幸者的同情、关爱和援手，我们能见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道德证明，从他行事方正坦诚，我们能见到“君子不亮，恶乎执？”的道德修养。但是，这都是太表面化的比附。
宾雁说：“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化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自己承认从没有读完过孔孟的任何一部著作，中国传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并不格外重要。相反，“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甚至反映到他的气质中，以致有人批评他“像没落的俄国贵族”。宾雁喜欢读别尔嘉耶夫的著作，简直象出自本能。正是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灵魂》中指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与其说是国家制度的拥护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也正是他指出：“俄罗斯灵魂正在燃烧着。这颗灵魂永远为了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一个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一颗为人民的苦难而忧伤痛苦的灵魂，这才是宾雁人格的生发之地。我简直要说，宾雁，你仿佛是一个俄罗斯的灵魂长在了一个中国人的身躯里。
一九五八年，宾雁在山西平顺县劳改，在他的行囊中，竟然一不带毛选，二不带马列，而是带了“足有三块砖头厚的三卷《别林斯基全集》和同样厚度的四卷《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在他最需要精神支持的年代，陪伴他的是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
每日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宾雁伴着如豆烛光苦读《战争与和平》。我能想象得到，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受伤躺在战场的草地上，眼望蓝天的那一番哲学思考，会怎样地打动劳改犯宾雁的心。
在宾雁的思想中，我们常能瞥见到别林斯基的影子。别林斯基说：“当个人感到痛苦的时候，群体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百姓倒在泥泞中的时候，地上的天才生活在天空中，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宾雁也同样认为，当社会现实责任召唤作家的时候，他不能躲进贪新鹜奇的纯文学中。他对逃避现实的文学始终持怀疑态度。这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是直接来自别林斯基。甚至他对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认同也与别林斯基相似。但是，别林斯基也有狂热激进的一面。他说：“人们是非常愚蠢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