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情况下才停车的小站，看来，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战斗的具体发生地点，只能根据采访所得进行音译。而我方明确记录破坏铁轨的地点在“安西站”附近——看地图，今天双城和五家之间确有安西镇其地，在铁道的东侧。如此，日文报道中的アンシデン，实际上应该就是“安西镇”。中日描述的战斗中不约而同提到“安西”这个地方，这一袭击的时间，地点就都吻合了。考虑到双方不可能互相参照，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资料中还有日伪军出动部队的序列，这是日方报道中没有的。
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
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五省”的身上。
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五省”的名气就大多了。
不知道？单独提“五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儿荡气回肠的感觉。
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据说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五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未见正史记载），两人都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
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为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肇源救国会的成员，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亭家举行了磕头仪式。
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君确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君确曾为西征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以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似乎更符合逻辑。
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中属于“十三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萨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属于义勇军。13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阶的部队会合，并开辟下江游击根据地，推测“十三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君为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扮装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十二团前出三肇，在留在当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
无论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时隔60年后，“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牺牲的十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文*冇*人－冇…书－屋－。电子书）
双城11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的时候，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宏力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450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宏力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9月2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就用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的话，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么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截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96名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抢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短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
“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及关内诸省，他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确是件艰难困苦的事！”
“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境去，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都愿意援助我们这正当的战争。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的。并且，我们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们。”
——选自《闸北的苦战》（上海新生命书局）
不管是谁打的日伪国际列车，也许他们所要的，就是要传出这样的声音。
十二、第二次反攻沈阳
日前，在日本收购到一批共14张原日军内部所存历史照片，根据其内容判读，1932年9月前后中日两军在沈阳周围仍有激烈战斗。
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将近一年，沈阳又是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军事、政治中心，是什么人仍在这里坚持着抵抗呢？可惜，照片的标注没有清晰地交代拍摄的时间、事件背景。从战斗中遗弃的军帽来看，这很像是一支东北军正规军发动的攻击。然而，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沈阳驻军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连撤退到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部队也在1932年新年之际完全地退回了关里。此时，在沈阳周围已经不可能存在成建制的东北军正规部队了。
当时的确还有抵抗战士战斗在这片大地上。敌我双方档案均记载，1932年，活跃在东北沦陷区的抗日义勇军曾至少两次反攻沈阳，其中4月一次曾占领部分市街，8月底一次战斗进攻沈阳持续了五天之久，日方档案记载义勇军攻入飞机场并焚毁日军来不及起飞的飞机。参战的义勇军部队有“燕子队”等绿林武装，也有东北军失散部队（他们有可能仍穿着东北军军服）和警察，甚至还有李兆麟将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数年之前，不同政治力量领导的武装已经在黑土地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作战。
对这次反攻，我方有这样的记载：
早在1932年3月时，沈北、铁岭一带的多路义勇军就曾攻打过沈阳，当时曾进到大北门外，并解除了伪警察署的武器。之后在沈阳附近也有过零星战斗，但规模都不大。到了1932年8月下旬，辽南一带义勇军对沈阳采取了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谋划攻打沈阳战斗，沈阳附近各路义勇军主要领导者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公推第二十一路义勇军赵殿良为攻城总指挥，同时确定李兆麟指挥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参加战斗。具体的部署是第二十四路军支队的沈宝林“燕子”队、赵俊峰“平日”队等作为主力部队，攻打沈阳东塔机场和兵工厂。另外，二十四路军“天地荣”的李巨川和黄云臣等进行西面进攻，争取解决日本站（今沈阳站）的敌人。同时，李兆麟指挥辽阳一带其他义勇军作为攻城预备队，对沈阳发起进攻。8月20日，李兆麟率领南线各部挺进沈阳南郊浑河沿岸潜伏，待友军到齐后发起进攻。不料各部行动受阻，直至28日尚未到齐，同时第二十四路军的行动已被敌军察觉。在此紧急情况下，经李兆麟与赵殿良研究决定，立即攻城。28日午夜12时，在倾盆大雨中，沈阳战斗正式打响。战至1时20分，“燕子”队首先从大南门突入市区，向纵深中街一带扩展，与日军和汉奸商团武装展开激烈巷战，歼敌数十人，伪警察三分局三十余人反正抗日，余者均被缴械。与此同时，其他各路义勇军也按预定作战任务行动，北路义勇军攻入大北边门，缴获敌枪700支，东路义勇军在反正的伪靖安军配合下攻入东塔机场，全歼守敌，随后又攻入沈阳兵工厂。遗憾的是，由于大雨引发河水暴涨，“天地容”部未能攻入市区。8月29日凌晨，日军在装甲车和重炮掩护下向城南、城东疯狂反扑，各路义勇军在缺乏重武器和敌众我寡悬殊的情况下，无法在市内立足，遂且战且退，于8月29日黎明时分撤出沈阳。据统计，是役毙敌三十人左右，争取伪军警近百人反正，其中伪靖安军至少一个排、伪警数十人。物资上敌人损失更为巨大，东塔机场的基地设施全部被焚毁。当时被义勇军烧毁的飞机有七架。此外，兵工厂也被严重破坏，日军汽油库被焚，无线电台被捣毁，义勇军还缴获并带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几个月间两次反攻省城，义勇军斗志可嘉。如果想到这时东北全境都已经沦陷，义勇军是仓促成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成分构成十分复杂，居然在内外交困之下仍敢攻打日军在东三省的大本营沈阳，而且连攻数日，可见关东汉子在亡国之恨面前有着怎样的血性和刚勇。
从时间上看，这次发现的照片，应该就是日军在1932年8月底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中拍摄的。
这批照片中，除两张反映了双方在奉天兵工厂的争夺以外，其余的拍摄地点均为原东北军所属的辽宁迫击炮厂。在我方资料中，1932年8月义勇军反攻沈阳的战斗包括了对奉天兵工厂和飞机场的攻击，也记载了险些活捉大汉奸齐恩铭的过程，但却没有提到义勇军部队攻打过辽宁迫击炮厂。
义勇军反攻沈阳攻打迫击炮厂，只查到1932年初的这一个记录：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一周后，由总司令吴兴周主持在城郊一个大车店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颁发委任状，共同宣誓，并拟定1932年1月15日，对沈阳城发动进攻。命第一支队从新民集结到揽军屯，以进攻伪警察局，第二支队，从铁岭抚顺集结到大北门，以进攻伪警察署，第三支队从沈阳郊区蒲河集结，以进攻迫击炮厂，第四支队从苏家屯集结到浑河南岸，以进攻西大门。各支队要在黄昏前集结完毕，定于当晚夜12点钟，由在兵工厂驻扎的靖安军炮兵中队长发炮三响为号。各支队一起攻击。
因为内应叛变，此次战斗没有成功。
然而，在日方却一下发现了反攻沈阳中多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