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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卢梭回答说：“但愿有人，要是他敢这样说，比我还诚实。”他这样说也许也有理，因为彻底的坦率要求人把自己当作事物来加以客观的观察，但无人能使观察的头脑不走样。讲自己过去历史的作者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记忆却象艺术家和决疑者一样，已经有所选择。作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其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过他在很多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乔治·吉斯多夫在《发现自我》一书里戳穿了这种手法，他说：“忏悔从来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过，也许是因为现实是如此复杂和纷繁，如此没有终结，以致没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个真正忠实的形象……就这点而言，去阅读一本旧的私人日记是很说明问题的。我们打算逐日记下的东西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说明，但我们记忆里所保留的却和它一点也不相符……”
写忏悔录的作者以为是在回顾他的过去，但事实上他所描述出来的是这一过去在今日的记忆。富歇在老年时讲起他对革命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罗伯斯庇尔有一天对我说：‘多特朗特公爵……’”因此，后来发生的事也会使从前的事实染上一层色彩。一种经常要求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使我们找出理由来解释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却纯属偶然，或因我们难以忍受，或因交谈时对方的语气所造成。“我越是注视，就越是走样，”瓦雷里说，“或者不如说我已换了个观察对象。”我们以为我们想起了我们童年时代的一段往事，事实上我们想起的是别人对这段往事的叙述。
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装假的一面。我们不仅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而且也为自己演一个角色。我们需要这样继续扮演下去，这就要求我们把不是出自我们本能的行动强加给自己。一切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更为执拗的第二天性上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合成的人物。完完全全的坦率就在于把两种角色都描写出来。但是它们是矛盾的，所以作家很难照办。司汤达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以及在他本人的日记里很好地向我们说明了这种疯狂和逻辑的混合，而作品里的这种交替出现要比在生活中更为常见。除本性外，如不强加给它更多的其他的性格，那还叫艺术吗？
事实上一种忏悔只能是一篇传奇故事。要是回忆录的作者是诚实的，在能回忆得起以及正确的叙述下，作品的事实就会和历史的真实完全一致，但感情则是想象的产物。卢梭的《忏悔录》是骗子无赖冒险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一切传奇性的素材他都具备：一个放任自流的少年，多种多样的环境，各种性格的人和众多的场面，谈情说爱和旅行，对社会缓慢的认识过程——年过四十而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这些素材塑造出一个伤感的吉尔·布拉斯，而卢梭在这些方面是什么都不缺的。
奇怪的是，他竟要求他书里描绘的那些往昔的感情要比描绘的事实更真实。
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
据上所述，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人能认识他的内心世界，并能把它和外界区别开，但有不是来自感知的思想存在。所有这一切我根本不信。卢梭的真实并不见于他的反省，而见于他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那些事实上。
讲述自己生平的人在描绘自己时，总以自己的方式不知不觉地、而且不由自主地重述相似的处境。司汤达曾不离安日拉·比埃特拉格吕安的左右，但他又去拜倒在梅拉妮·罗爱松的脚下；卢梭在和华伦夫人、克洛德·阿奈形成三人同居的男女关系之后，又去和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重建三角恋爱关系。他的很多行为是因为他的身体有缺陷而造成的，他的膀胱病使他怕见人。对于他的被迫节欲，他有一套理论。他为“如此热烈的情欲和一颗专为爱情跳动的心居然从没有热爱过某个女人”而感到惊奇。然而他无意中向我们作了解释：“这一残疾是使我远离集体并阻止我把自己关在女人家里的主要原因……”有一次他和一个讨他喜欢的女人相会，仅仅这一想法就使他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状态，以致在赴约时已疲惫不堪。让－雅克不健康的身体使他遭到不幸，而我们却从他那里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一个作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不公正的命运那里得到了补偿。”
人的思想若能相当客观，使其能以其他已知条件对自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感情加以修正，这样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他的出身、童年、阶级以及这些环境使他形成的成见，他的身体状况及由此而受到的局限，使他产生种种反应和欲望的环境，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里的人的癖好、迷恋和迷信等。我们可以设想，台斯特先生就这样剔除了所有在他身上而又不算是他的东西。但是这么做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呢？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不就是对世界或上帝的认识吗？
对卢梭的情欲来说，有好几处值得我们注意。他从童年时代起，对女人就有这种真正的强烈的兴趣。当他沐浴在温馨的感情里时，这一兴趣就使他的叙述充满诗意。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在《忏悔录》第四章里描写他和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一起散步，并因此得到纯洁的精神上的满足那一段文字更美的了：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住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推，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在第二章里他和巴西勒太太纯真的爱情也毫不逊色，
（我）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圣勃夫有充分理由来赞赏卢梭就他与华伦夫人的第一次相见所作的迷人的叙述以及它给法国文学带来的新气象。这些篇页向凡尔赛的女读者展承了一个她们前所未知的充满阳光和清新气息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就近在咫尺。“这些篇页提供了敏感和本性相结合的例子，其中触及情欲的那一小点也是为使我们最终摆脱爱情和唯灵论的十足玄学论调所许可而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个能描绘如此纯洁的精神满足的作家，一个能有这种情感的人竟如此缺乏高雅情趣致使读者在读到那个令人厌恶的摩尔人、那个里昂教士或朗拜尔西埃小姐的文字时为他惋惜不已。还有，当华伦夫人已成为他的情妇时，为什么还称她为“妈妈”？
圣勃夫，这位高雅之士，今天人们已不再有此教养，对这类错误以及“正派人不说而且也根本不知的某些下流的脏话”是用卢梭当过仆人因而学来了这些字眼来解释的。对“一个有过许多阅历的人来说，当他说出那些丑恶和卑鄙的事时是不会感到恶心的”。现在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谈吐的下流已不复为某种身分的人所专有。卢梭激起十九世纪这位批评家反感的大胆，今日看来，似尚嫌不足。
卢梭和他的仿效者居然把任何男人都知道、任何女人想必也知道的事都坦率地说出来，这是不是该引以为憾呢？对在主要之事上保持沉默的这一坦率加以称颂，而对如实地描绘人的真实情况的坦率感到愤怒，这是虚伪的。性欲方面的直言不讳产生了一种诱惑力，使读者通过联想也有了性欲，这种诱惑力还加强了他和读者间的一种友好感情。在另一个人，而且在一个伟人身上去发现他有情欲，有时还是些已经养成的或至少他曾很想去尝试的反常的性行为，这就使读者对他产生信任，他压抑在心底的东西全都发泄出来了。这就是胜利，但同时也是危害。使整整一个时代弥漫着淫荡的气氛，从来都不是健康的。厚颜无耻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爱里奥加巴尔时代的罗马使人怀念卡图时代的罗马。过分的贞洁可以引起痛苦的压抑，过度的放纵导致无休止的邪念。所以卢梭的情况，多少是有点固性而引起的精神失常的。
这种失常情况，就象大多数精神病一样，几乎整个都是想象的产物，因为他整个一生只和少数几个女人发生过性的关系，如华伦夫人、拉尔纳热夫人、帕多瓦姑娘、克鲁卜飞尔介绍给他的“小女孩”、戴莱丝·勒·瓦瑟，我相信这些就是所有的相好了。不过搞女人最多的人并不是那些谈情说爱最多的人。卢梭过多地谈情说爱，这就激怒了他的朋友，因为他向他们宣扬了他所信奉而从不付诸实施的道德说教。为了了解整个上流社会和两个教派对卢梭的严重敌对情绪，必须回忆一下一七五0年时使他突然成为红人的哲学。他，一个聪明的公民，一个与道德为伍的朋友，一个对不纯洁的享乐的蔑视者，一个文明的敌人，征服了巴黎。接着，这个戏剧的反对者却为宫廷写了一部歌剧。这个骄傲的共和主义者，尽管自己反对这样做，却仍接受了蓬巴杜尔夫人赐予的五十个路易。这个夫妇之爱的宣传捍卫者，却诱奸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并与之同居，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这位发表最著名的教育论文的作者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送进了育婴堂，或者至少还为此而夸耀。他就这样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致命的武器。
他有敌人，《忏悔录》的整个第二部是卢梭针对敌人的诬蔑竭力在为自己辩解。《忏悔录》开头的六章一直写到一七四一年，是在英国武通写成的，成功地描绘了他当学徒的那些年月。后来的六章是相隔两年之后，从一七六七年到一七七0年在多菲内及特利陆续写成的。故事讲到一七六六年就停止了，那一年卢梭同时受到法国、日内瓦和伯尔尼方面的迫害，于是他决定到英国去避难。《忏悔录》的第二部叙述他开始在巴黎的活动，和戴莱丝·勒·瓦瑟的同居，文学生涯的开始，和乌德托夫人的充满爱情的友谊以及这一热情所引起的不良后果。
在这第二部里，大家还可以读到一些优美的片断。当卢梭应埃皮奈夫人的邀请到退隐庐时所感到的欢乐，他又重新回到了那欢迎他、爱他的大自然的怀抱里，重新看到青翠的颜色、花朵、树木和湖泊；在这幸福的使人心醉神迷的环境的影响下产生了朱丽；他对这位窈窕姑娘——他的精神的产儿——的热爱；他和乌德托夫人的散步，最初几次相会时的传奇性色彩，在小树林里的夜间会晤；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迷人，出现了如同他在沙尔麦特时那样美的画面。
但是慢慢地在这些篇章里出现了怨恨的情绪。在夏日的芳香里渗进了一种窥探的气息。卢梭自以为受到一个神秘的阴谋集团的迫害：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
这是不是一种受害后的病态心理？无病呻吟？评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作如此想，因为卢梭的敌手，他们都是些文人和有权势的人，都享有身后声誉。我们要是读了亨利·吉尔敏的《一个人，两个影子》的话，也就不会怀疑卢梭是有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他们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齐心协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低微、不幸、默默无闻、但又很有独特的见解的他，在近四十岁时才初露头角。闻名一时的妇女骄傲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于是成功便接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很难原谅他的原因了。格里姆、狄德罗，这些卢梭以为是他最忠实的朋友的人，已经听够了别人对他的赞颂。格里姆是恶毒的，狄德罗倒不是那样一个人，但他不能原谅卢梭是个基督教徒。百科全书派没有动摇这位日内瓦公民的信仰，相反使它变得更为坚定，这对整个教派和教义宣传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要是他当初曾坚定地依附两大教派中的一派的话，至少基督徒会支持他，然而起初是新教徒，继而改宗天主教，接着又皈依新教。他声称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信仰，一种摆脱“无甚价值的文辞”的和萨瓦副主教的信条一样的信仰。这种独立性值得敬佩然却危险，所以耶稣会教士和大臣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了。
轮到妇女了。当时也相当有势力，她们因他谈到她们时的亲切口吻而长期保护他、奖励他。他成功地使她们变成奴隶。她们请他为她们消愁解闷，要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