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第37部分

关于这些回忆，我只举一个例子，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多么真实多么有力。我们头一砍到沙尔麦特去过夜的那天，妈妈是坐轿子去的，我跟在后面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山路，她的身体又不轻，她怕轿夫们过于劳累，差不多半途上就下了轿，剩下的路程打算步行。在路上，她看见篱笆里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就对我说：“瞧！长春花还开着呢！”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春花，当时也没有弯下腰去看它，而我的眼睛又太近视，站着是不能辨认地上的花草的。对于那棵花，我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它一眼，从那以后，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我既没再遇见这种花，也不曾注意到这种花。一七六四年，我在克莱希耶和我的朋友贝鲁先生一同登上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厅，我的朋友把它叫做“美景厅”，确是名副其实。那时我采集了一点儿植物标本。我一面往上走，一面不时地朝树丛里看看，我突然间高兴地叫了一声：“啊！长春花！”事实上，也真是长春花。贝鲁看出我非常激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他以后有一天读了这段文字就能明白。根据这么一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读者就不难想见那个时期的一切事物给我留下的印象该是多么深刻的了。

不过，野外的空气并未能恢复我原有的健康。我本来就衰弱无力，现在更衰弱了。我连牛奶都消化不了，只好停止饮用。当时正流行着用泉水治病的方法，于是我就试行起泉水疗法来，但我运用得很不得当，以致这种疗法不但未能治好我的病，反倒几乎送了我的命。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拿着一个大杯子到泉边去，我一边散步一边喝，一直喝了两大瓶泉水。我每顿饭后的酒也完全停止了。我所喝的水和绝大多数的山水差不多，有些硬，不好消化。简单说，不到两个月我就把一向很健全的胃完全弄坏了，吃什么也不能消化，我确信再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突然得了一种病，不论就病的本身来说，还是就它那一直影响我一生的后果来说，都是很奇特的。

有一天早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比往日坏，但当我正在移动一个小桌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全身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震动。我想最好把这种变化比作血液中起了一阵暴风，它立刻袭击到我全身。我的动脉跳动得非常激烈，我不仅感觉到跳动，甚至还听得到跳动的声音，特别是颈部动脉的跳动。此外，两个耳朵嗡嗡直响，这种嗡嗡声包括三个甚至四个声音：粗而低沉的声音，较为清晰的好象潺潺流水的声音，尖细的哨音，最后则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跳动声；我不必按我的脉搏或用手摸我的身体，就能毫不困难地数出跳动的次数。我耳朵里的这种响声是那样厉害，以致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锐敏的听觉，我虽然没有完全变成聋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听觉迟钝了。

我的惊慌和恐怖是可以想见的。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就躺到了床上。医生也请来了。我颤抖着向他叙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仍然尽了他的职责。他向我罗哩罗嗦地说了许多道理，可是我连一句也没听懂；接着，他便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这“不值钱的身体上”采用他的那种医疗法。这种疗法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恶心，而且效果甚微，不久我就厌倦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看病情既不见好，也未恶化，就不顾脉搏的跳动和嗡鸣，索性离开了病床，恢复了我日常的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种毛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有了这种病以后，我就开始失眠，于是我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种想法使我暂时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既然我的生命不能延长，我便决定要尽量利用我还活在世上的那点时间。由于大自然的特殊恩施，即是在这种极不幸的情况下，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居然免除了我在生理上所应受到的痛苦。我虽然厌恶这些声音，却并不为它感到苦恼；而且，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感到气短外，这种声音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不便；就是我那感觉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到气喘的程度，只是在我要跑路或动作稍微紧张的时候显得厉害一点而已。

这种本应毁灭我的身体的病症，只是消灭了我的激情，我每天都为这种病在我的精神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天。我可以率直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只是到了这时，我才对我要离开的事物予以应有的重视，开始把我的心思用在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就好象我要把早该应尽的、而我至今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义务提前完成似的。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那样枯燥无味，而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人们看来，则是那样趣味盎然。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对我的教导都更有益。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观念——其中有的非常正确，有的非常荒谬——以及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和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偏见组成的。一般说来，信徒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上帝也是什么样：善良的人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凶恶的人认为上帝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看到有地狱，因为他们愿意叫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没有产生过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一些原则，因为她的性格和基督教的道德太吻合了。凡是教会明确规定的，她都去做；其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喜欢服从的。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规定她开斋，她会守斋一直守下去，这完全是为了伺奉上帝，丝毫不是出于谨慎小心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从属于达维尔先生的原则的，说得更准确些，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坦然地每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不是出自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的顾忌并不比她多，但是她和她们之间的不同是；她们是由于情欲的诱惑，而妈妈则是被她那诡辩哲学所欺骗。在最令人感动的谈话中，我甚至敢说，在最富有教诲意义的谈话中，她可以平静地谈到这个问题，面部的表情和声调毫无改变，而且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她的谈话，随后她会以同样冷静的态度接着谈，因为她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定的，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解释、奉行或回避，而不会冒亵渎上帝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虽然和她显然不同，我承认我不敢反驳她，因为要反驳，我就得扮演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但是，我不仅知道她的气质可以防止她滥用她的主张，我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自己要求例外，就等于让她把她所喜欢的一切人都算作例外。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的地方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在她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而在当时甚至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叙述一下她的主张，我要遵守我的诺言。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她的这些处世之道正是我为了使自己心灵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于是我便十分坦然地尽量从这个信赖的源泉中汲取一切。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了，我真想把我的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给了她。由于我对她的加倍的依恋，由于我确信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长，又由于我对将来的命运处之泰然，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是十分幸福的情况。这种局面缓和了使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中的一切激情，从而使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久的时光。给这些日子增添了乐趣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用一切办法来培养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由于我一心要使她爱上她的园子、养禽场、鸽子、母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我虽然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但并没有搅乱我的平静，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可怜的身体，更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收获葡萄和水果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加之又处在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使我们对田园生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们怀着极端的惋惜心情看着冬天的来临，回城的时候就好象要被流放似的，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活到下一个春天，我觉得向沙尔麦特告别就是永别。在离开的时候，我吻了吻那里的土地和树木，尽管已经走得很远，我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回城以后，由于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经很久了，又由于我已失去了城市里的娱乐和社交的兴趣，我就不再出门了，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萨洛蒙最近成了我和妈妈的医生，他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他对宇宙法则有相当明智的见解；对我说来，听他那些非常有趣且富有教益的议论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为有益。一切愚蠢和庸俗的谈话是我所一向不能忍受的；但听取有益的与有丰富内容的谈话，则始终是我最大的愉快，我对这样的谈话从不拒绝。同萨洛蒙先生的谈话使我感到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涉及到我那摆脱了束缚的心灵行将获得的高深知识。我由于对他的好感进而发展到喜欢他所谈的课题，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的书籍。那些能把科学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特别是由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对我更为相宜。我开始阅读这些书，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贪婪地读它们。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读了它上百遍，并且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手册。最后，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逐渐引向研究学问的道路上，而且，我虽然每天都认为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但却更加奋勉地学习起来，就好象要永久活下去似的。别人都说这样用功学习对我有害，我却认为这对我有益，不仅有益于我的心灵，而且有益于我的身体，因为这样专心读书的本身对我就是一件乐事，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很多。诚然，这对于我的疾病，实际上不能有所减轻，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剧烈的痛苦，我对身体的衰弱，对失眠，对用思考代替活动，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我把机能的一步步慢慢衰退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到死方休的过程了。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琐事的挂虑，也使我避开了一直到那时被迫服用的讨厌药品。萨洛蒙承认他的药对我没有什么用，也就不勉强我继续尝那些苦味了，他只是开一些可服可不服的药方来安慰可怜的妈妈，以便减轻她的忧郁，这一方面不使病人对病情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医生的信誉。我放弃了严格的节食疗法，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在我体力允许的范围内重新过起健康人的生活。我样样都有节制，但没有任何禁忌。我甚至又开始出门了，我去拜访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