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 una siora 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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