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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的结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妇，而在为杜宾先生办理公文函件的人们之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阿尔夫人则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过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女儿的家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气味不相投，这段结识无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就一心巴结权势了，他宁愿跟母亲做朋友，不愿跟女儿做朋友，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预期的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着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许也以出身自豪，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愿受她生来就不习惯的那种管束。这种流放式的生活加强了我对她的感情，因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发现她喜爱空想，寻根问底，有时带点儿诡辩色彩。她的谈吐，绝不象是一个刚从女修院办的学校出来的少妇，对于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还不到二十岁。她肤色白皙，光泽照人。如果她讲究一点姿态的话，身段会是端庄而秀美的。她的头发金黄带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青春时期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十分不宁。但是，我给我自己制订的、并且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予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保证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诱惑。整整一个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对面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做算术，拿我那些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去讨她的厌烦，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说，也就没有那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爱情去恋爱。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将占有我的心灵的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来，我始终是满足于我的现状的，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愿望。她和弗兰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因为一天比一天对我好，就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发了财，想退休了。弗兰格耶先生就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起见，我有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学些必要的知识。但是也许因为我缺乏担任这种职位的才能，也许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个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识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总是不能很好地钻到我的头脑里来。然而，我尽管未能得其精微，还能略知梗概，足够把这一行干得顺顺当当的、我甚至开始履行职务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库存；我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兴趣，可是年龄的成熟开始叫我老实了，我决计克服我的憎恶，用全副精力来干这一行。不幸当我已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由我一人负责了，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不过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这项信托给我的操劳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绝不是做出纳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我在他公出时感到的那种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
我在我这部书的第一部里已经说过，我生下来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几乎不断地患尿闭症；我的苏森姑姑负责照护我，她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壮的体质终于占了上风，在少年时期，我的健康完全稳定下来，以至于除了我叙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感到小便频频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岁都差不多没有再发过我那初期的残疾。这残疾的第一次的复发是在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行的劳累和那阵酷热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触了帕多瓦姑娘之后，以为没有命了，结果却并不曾有任何不适之处。我对我那徐丽埃妲是萦怀多于身体的戕害的，经过一度疲困之后，身体反倒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被捕以后，我在当时那种酷热天气下常跑范塞纳堡，结果受了热，才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打这场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能恢复我初期的健康了。
在我现在谈的这个时期，也许由于为那个该死的金库搞些讨厌的工作，稍微累了一点，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比以前垮得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惨不堪言。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灵敏而又精细，却使我受到难以置信的痛楚，并且始终不能用探条确诊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看，达朗的探条软些，果然插进患处了；但是莫朗向杜宾夫人报告我的病情时，说我至多只能活六个月。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就促使我对当时的处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为了我本来只感到憎恶的一个职务而受着拘束，牺牲掉这点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该是多么愚蠢呀。而且，我已经抱定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和一个太不适合于这些原则的职位，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而来宣扬淡泊和安贫，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酝酿起来，盘根错节，从此再也不能从我脑子里排遣掉；在病后休养时期，我就把我在高烧中所采取的这些决定又冷静地肯定下来。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作出的那种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忌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锋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这部回忆录的后面部分将揭露这一可憎的阴谋，我在这里只说明这个阴谋的起源；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阴谋怎样结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有个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可靠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做的；但是这种技能既适合我的爱好，又唯一能使我不屈从于人而逐日获得面包，我就认定了这个工作。我认为我从此不必再忧虑前途了，我把虚荣心也压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纳员一变而为乐谱抄缮人。我认为这项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毫无后悔之意，将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丢开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理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里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写一封短函给弗兰格耶先生，通知他这件事，谢谢他和杜宾夫人的种种盛情，并且要求他们多多帮忙。弗兰格耶一点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梦呓呢，便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太坚定了，无法挽回，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从服饰上开始实现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镀金的饰物和白色的袜子，戴上一个圆假发，取下佩剑，把表卖掉，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客气，等了很久没有把他的金库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已经坚定不移，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了，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为大观的改革是如何严峻，起初我还没有把它推广到我的内衣上来。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装的剩余，我对它特别爱好。由于讲究干净，我曾把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许多钱。后来有人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使我摆脱了这种物质欲的束缚。圣诞节的前夕，当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我也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把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刚洗过晾着的我们的全部内衣偷个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都是上等细麻纱的，是我内衣柜里的精华。邻居中有人曾看见一个人从公寓里出去，带了几个大包，据他们描述的模样，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众所周知的大坏蛋。母亲愤愤地否定这个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说，证实这怀疑的迹象太多了，所以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我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