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使我搬出退隐庐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将它极精确地写下来是必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一个阶段曾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过影响，并且这影响还将继续到我最后一息。
第十章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0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