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保持事件的顺序，越难前后衔接了。我在余生中所受到的纷扰不让我有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把那许多事件排列起来。这些事件为数太多、太错综复杂、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条不紊。它们留给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盖事件原因的那种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从此只能胡乱进行下去，脑子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还记得，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又轻率地把这件工作对什么人都说了，万没想到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力量对我这件工作横施障碍。即使我相信会有这种事的话，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谨慎些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可能对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丝毫有所隐讳。据我判断，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风暴，要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这件工作的人们的手里。
我还有一个计划，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所同样仇视的，就是编印我的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许多书籍之中，确认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会大众能把这些作品从我的敌人为破坏我的名誉、贬损我的价值而搞出来的那些伪作中区别出来。除此而外，编印全集也是为我保证面包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正当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放弃写作，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挣不到一文钱，而开支又始终未减，我最后几部书的收入一花完，生活来源就要枯竭。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乐辞典》拿了出去；而它当时还不够完整呢。这部书使我得到一百个路易的现款和一百个埃居的年金。但是，一个人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当然很快就会花光的；而那一百个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被乞儿穷鬼象麻雀一般扑上来的人说来，简直就等于零了。
这时来了一伙讷沙泰尔的商人，要承揽印刷我的全集；又有里昂的一个印刷商或书商，叫作雷基亚先生的，不知怎么也跑来了，钻到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订的，同时也很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够出四开版六卷；此外，我还负责照管编印。为此，他们应该给我一笔一万六千法国利物儿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订好了，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那一声对准这万恶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发的骇人的爆炸，可真吓坏了那伙书商，全集的编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倒很想把这部作品的效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比，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险的同时，还给我至少带来钦佩和尊敬。而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十分诧异，怎么还会让我这样一个怪物活在人间。小议会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个作品不但得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还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语调说，人们连答复、乃至提到这部作品时都感到自己丢脸。我倒很想把这篇妙文在这里转录出来，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烈盼望我的读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热忱，愿意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遍；我敢说，他在人们横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残酷的侮辱之后，一定会感到弥漫在这部书里的那种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们既不能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辱骂，又不能驳斥论点——因为我那些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就决计做出万分恼怒的样子，不愿有所回答；有一点倒也是真的，如果他们把无法驳倒的论据当作辱骂之词，他们也可以认为是遭到强烈的辱骂了。
那些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对这个丑恶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诉，反而循着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去走；他们不但没有把《山中来信》举起来作为胜利的标帜，反而躲了起来，把它当作自己的盾牌。他们竟那么怯懦，对这部为保卫他们并应他们的请求而写出来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又不提及，虽然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汲取了他们的全部论据，虽然他们准确地遵循的这部作品结尾的那个忠告是他们的安全与胜利的唯一原因。他们要求我尽的这个职责，我把它尽了；我曾为祖国、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到底。我请他们在他们的争执中把我的问题撇开，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就真照我的话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着不断地敦促他们去求得和平解决，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固执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法国完全打垮的。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这里不说出来了。
《山中来信》发表后，在讷沙泰尔最初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读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他也和我一样生着病，病愈之后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然而，风潮开始了，我那本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焚毁了。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在特拉维尔，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人家就开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该受这个地方的民众爱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过的地方都受人爱戴一样，因为我大把地掏钱布施，不让我周围有一个赤贫的人得不到救济，我对任何人都不拒绝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义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顾。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无知小民不知道在谁的秘密策动之下逐渐对我愤激起来，直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大白天就公开对我进行侮辱，不但在乡间、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处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还在继续接济的人，他们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暗中煽动别人，好象要用这种办法来洗雪他们向我感恩的耻辱。蒙莫朗装着什么都看不见，暂时还不露面；但是，当某次圣餐礼快到的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了，劝我不要去领圣餐，并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他是决不会扰乱我的。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