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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事实了。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我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我读着这封信简直以为是在做梦，没有比这样一个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来对我的那些预感，一向只看作是一种惊弓之鸟的不安情绪，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干根据的预见的。我曾采取种种步骤以得到管辖机关的默许，人们又让我那么安安静静地搬到岛上来安家，还有好几个伯尔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来访问过我，而且法官对我又殷勤备至、优礼有加，再加上季节又那么严酷，在这时候驱逐一个衰老有残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惨无人道了。这一切使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相信，在这道命令里必然有些误会，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这葡萄正在收获、参议院正在休会的时期，给我突然来这一下打击。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又无准备，既无车伕，又无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书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则我就得有点时间，而命令里又没有说给不给时间的话。连绵的灾难已经开始消磨我的勇气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种豪迈之气在窘迫的压力下低下头来，我心里尽管愤愤不平，还是不能不卑躬屈节地请求一个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我就请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释一下。他的信显示出他对这道命令是极不赞成的，他只是以万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达给我；我觉得，信里充满的那些痛心和钦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蔼地敦促我敞开心跟他谈谈：我就这样做了。我甚至绝不怀疑，我这封信一定会使那班无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自己的野蛮，即使不收回这样一个残酷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一个合理的期限的，也许还会给我一整个的冬天，好让我去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地点。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开始考虑我的处境，盘算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到处都看到那么多的困难，忧愤又太伤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况又很坏，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极点，而我灰心的结果就使我的脑子里剩下的一点智慧也丧失净尽了，没法子对这种可悲的处境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安排。很明显，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脱不了人们为驱逐我而采用的那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一种方式是用暗中活动的办法激起无知小民来反对我；另一种就是用公开强制的办法驱逐我而不说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一个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当时的季节都似乎不能容许我跑得那么远的地方去找。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希望，去建议，宁可让人把我管制起来，禁锢终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断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选定的那些避难的处所。我写出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格拉芬列先生，请他为我向当政诸公提出这个建议。伯尔尼邦对我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以最明确、最严酷的措辞写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
这个时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这更苦的焦虑，却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被迫放弃那个我盼望能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补缺一下这件命定的憾事了。这件事使我的灾难达到顶点，并且拖着一个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初生的美德本来已经预示它有一天会与斯巴达和罗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会契约论》里曾提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是欧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为之立法图治；我还说明，人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个资明的导师的话。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到了，他们对于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赞扬的态度，（奇*书*网。整*理*提*供）深有所感。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缔造他们的共和国，这就使他们的领袖们想到来征求我对于这一重要工作的意见。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该地的望族之一，当时在法国的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曾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我，并且给我提供了好几种文件，都是我为了解该民族历史和当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却仍然相信，将来掌握了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贡献出我的力量来共襄这个伟大的善举。我对他们两人的来信都是照这个意思去答复的，这种通信一直继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为止。
正在这时候，我听说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岛去了，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一切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已经觉得，为一个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绝对安静的，而在这个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时候去致力于这种工作，当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对布塔弗哥先生并没有隐瞒我这种不安的想法，而他却劝我放心，向我保证说，如果那个条约里有损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规定，象他那样一个好公民是绝对不会继续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事实上，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图治的那种热忱，以及他与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都不容许我对他本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尔先生有些联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只有相信他对法兰西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而他只让我去心领神会，不愿在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总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法国这次为什么派兵，想不出理由来证明法国兵派到那里是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单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够反抗热那亚人并进行自卫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安下心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实的证据、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戏弄我之前，就当真插手去搞那个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极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见一次面，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况的办法，他也使我感到会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怀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来和我相见的计划，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我那些灾难一定也会阻止我利用他那个计划的。
我越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越对手里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觉到，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应该与之适应的种种关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从远处获得指导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说我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到科西嘉岛去，我却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在考虑这次旅行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向达斯蒂埃先生谈了，他是应该了解这个岛上的情形的，因为他以前曾作为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儿做过事。他极力劝我休作此想，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他们的乡土给我描写得那么可怕，使我原来想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的念头冷了一大截。
但是当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离开瑞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又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最后能在那些岛国之民中间找到人家到处都不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旅行感到胆怯，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始终是不能适应而又极端憎恶的。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进行沉思默想，而不是为着在大庭广众中说话、行动和处理事务。大自然给了我第一种才能，就拒绝给我另一种才能。我感觉到，我将来一到科西嘉岛，尽管我不直接参加公务，还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之中，并常常跟领袖们开会、商讨问题。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求隐遁，而是到那个民族的怀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识。很明显，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我生来就不能适应的那种事务的游涡，就会在这漩涡中过一种与我的爱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涡中的表现将只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预料到，我的著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觉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里就会使他们感到见面不如耳闻，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声望就会降低，同时他们对我原有的信任就会丧失，这于我固然是损失，于他们也同样是损失，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确信，我这样越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既于他们无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几年来，我被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震撼着、冲击着，横遭迫害，到处奔波，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蛮的仇敌却偏以使我不得休息为乐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极端羡慕的那种可爱的清闲、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把这种清闲恬静看作唯一的无上幸福。我怀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行将陷入的那种纷繁生活；目标的伟大、美妙和意义固然激发我的勇气，可是一想到我冒险犯难而不能获得成果，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若论所耗的精力，我独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紧张生活六个月，而且还一准是劳而无功。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次旅行，依我当时的处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达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谈的科西嘉岛的那种情形，除了自己带去的东西之外，在那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锅盆瓢碗、纸张、书籍，什么都得随身携带。我要带我的女总督迁居到那里去，就得超过阿尔卑斯山，并且把整个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后面走上二百里约的长程，还得穿过好几个统治者的国境。并且，看全欧洲当时已经形成的那种风气，我当然还要预料到在我的灾难之后我到处都会碰到的障碍，会看到每个人都要幸灾乐祸地予我以新的打击，在我身上违犯一切国际法与人道的准则。象这样一次旅行的巨额耗费和种种疲劳、危险，也使我不得不预先就料到并且仔细衡量一下各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龄，最后落得孤身一人，束手无策，举目无亲，托命于这个象达斯蒂埃先生所给我描绘的那样野蛮而剽悍的民族，这种前景，当然要使我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热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会晤，我等待晤谈的结果，以便把我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正当我这样犹疑不定的时候，来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难。我那时并没有为长途旅行作好准备，特别是到科西嘉岛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时逃到了圣·皮埃尔岛，到入冬的时候，我又如上文所说，被驱逐出岛了。这时，阿尔卑斯山上盖满了雪，这种迁徙计划根本就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那么急促。说真的，象这样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僻之区的中心搬出去，从命令下达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来准备，又要找船，又要找车来离开岛屿和整个国境，即使我长了翅膀，也是难以应命。我把这种情形写信告诉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的来信的答复，接着我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无义之邦。以上是说明我怎样迫不得已放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不能求得人家对我就地实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帅勋爵的邀请，决计到柏林去走一遭，让戴莱丝守着我的衣物、书籍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同时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贝鲁手里。我处理得那么快，第二天早晨就从岛上动身了，到比埃纳还没有过午。由于一个意外的插曲，我几乎在比埃纳就结束了我的旅行，这个插曲也是不应该略而不谈的。
我奉命离并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出去，邻近地区来拜访我的人便络绎而至，特别是伯尔尼邦人，他们以最可恨的虚情假意来恭维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证，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时期和参议院休会的时候草拟和下达了这道命令的，据他们说，二百人议会的成员对这个命令都感到愤慨。在这一大堆安慰者里面，有几个是从比埃纳市——比埃纳市是个小自由邦，圈在伯尔尼邦里——来的，其中有个青年人，名字叫韦尔得勒迈，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这个小城市里享有最大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