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 第35部分

宋朝一开始就想用大批文官来取代武将，为的是防止再出现五代十国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大批文官从哪里来？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的平民寒士中挑选。为了让平民寒士具备考试资格，又随之在全国广办公私教育，为科举制度开辟人才基础。

按照这个逻辑层层展开，全国的文化资源获得空前的开发，文化空间获得极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气氛也立即变得浓郁起来。

所幸的是，这个逻辑还在一步步延伸：为了让文官拥有足够的尊严来执掌行政，不在气势上输于那些曾经战功卓著的武将，朝廷给了文官极高的待遇。有的史学家认真研究过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劳标准，结果吓了一跳，认为其标准之高在中国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不仅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之初还立誓不杀士大夫和议论国事者，也就是保护有异见的知识分子。这项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后的宋高宗赵构统治时才被触犯。但总的说来，宋代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请看，文官政治的逻辑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结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仅是武将、贵族，而且是以前种种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维方式。这样一来，文化就有可能在权力结构中显现自己的魅力了。本来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结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这种互相利用，最后的赢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诚实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样只把文化当做一种装扮。

平心而论，在中国古代，一切官员都会有一点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会有一点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雄心。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选一批谏官、谋士、史笔、文侍也不困难。难的是，能不能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灵魂来问鼎最有权力的官僚机器？历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如果没有当政，他们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们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先后担任了朝廷的最高级别行政首脑。两种顶级高端的对接，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我曾经花费不少时间钻研这些文化大师当政后的各种政见，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斗争，但后来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政见，而是他们是谁。

这正像几位哲人在山巅舞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剑术，而是他们是哲人，他们在山巅。是谁把他们找出来的，又安排到了山巅？

看上去是皇帝，其实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认认真真地实施了文官政治，那么，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来的官场弊端和社会痼疾能不能进一步消除？这个问题也必须交给文官自己来回答。回答得好不好，决定着中国以后的统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高尚情怀的范仲淹，提出了整顿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官之累而求其强。十余年后，王安石更是实施了牵动社会整体神经的经济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费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见影，国家的财政情况果然大有改观。但是，司马光则认为天下之富有定数，王安石式的国富必然导致实质性的民穷，而且还会斫伤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反对变法，主张“守常”。我们大家都喜欢的苏东坡，明显地倾向于司马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觉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王安石简直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国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主导整个行政体制。这在当时自然不可能实现，但他以天才勃发的构想和义无反顾的行动展示了一种政治理想，成为公元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贵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敌司马光，包括他们前前后后的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都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在公元十一世纪集体呈现的高度政治才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浓烈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

这样的努力很容易失败，却又无所谓失败。因为我说过，胜败只是军事政治用语而不是文化用语。当文化大幅度介入，就只剩下能不能构成积累、是正面积累还是负面积累的问题了。

我对那些年月情有独钟，全是因为这几个同时踩踏在文化峰巅和政治峰巅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们实在让人难忘。

有人根据他们的凄凉后事断言大文豪、大诗人、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不能从政。这就错了。他们不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别人从政也未必不凄凉。凄凉是天地对一切高贵人生的自然总结，而不具备任何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这些人从政确实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辞和动人表情的误导，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这些文人中则常常拥挤着极高比例的小人。对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方面都承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吕惠卿最终成了用最险恶的方法揭发王安石的人，而司马光的铁杆拥戴者蔡京最终也成了用最疯狂的手段清算司马光的人，这是多么相似又多么沉痛的教训！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训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马光他们不能从政的结论。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对立、各不相让，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指出他们在个人私德上有任何明显的瑕疵，或互相之间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迹。他们的对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夹杂什么个人利益，因此不伤害对方的基本人格。他们两人年岁相仿，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也去世了。两颗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几乎同时陨落的年份，是公元一○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已经病重，极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过来，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乡居的地方与支持司马光的苏东坡见面，他不仅亲自骑驴到码头迎接苏东坡，而且两人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可见交情已经不浅。为此，苏东坡写过一首诗给王安石：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与苏东坡在一起的时日，一起游了南京的钟山。苏东坡的记游诗中有“峰多巧障目，江远欲浮天”两句。王安石读了就说：“我一生写诗，写不出这样好的两句来。”

不错，这是一个有太多高峰的时代，因此容易互相遮盖、障人耳目。但高峰毕竟是高峰，都有远江之眺、浮天情怀。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见多么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只出现在宋代。其他时代被人称道的那些盛世政绩，主要有赖于比较开明的皇帝，与君子政治关系不大。

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两句著名的诗：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于何谓君子政治，可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不过，那里裹卷的权术还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气氛的形成，与文官政治有关，但实际成果又远远超越了政治。

文化气氛是一种处处渗透的精神契约。渗透到细处，可以使绘画灵秀、使书法雅致、使瓷器造极，甚至使市民娱乐也抖擞起来；渗透到高处，可以使东南西北一大群学者潜心钻研，友好论辩，形成一个个水准很高的哲学派别，最终又众星托月般地产生了集大成的理学大师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后，那些高水准的哲学派别开始出现。这个时间值得注意，表明一个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着力于文化建设，浅层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后就能看到，而深层次的成果则要等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初露端倪。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出来的成果也像样一点。文化的事，急不出来。

像样的成果一旦露头，接下来必然林林总总接踵而至，挡也挡不住了。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黄金时代。宋代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大约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间真是名家辈出、不胜枚举：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李侗……终于，一个辉煌的平台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陈亮、叶适等一众精神巨匠，相继现身。这中间还不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此密集的高层智能大迸发，只有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即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才能与之比肩。

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有一种高贵的宁静，企图为中华文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并为这个永恒体系找出一个唯理论的本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让天地万物回归秩序的理由，找到了圣人人格的依据，找到了仁义礼智信的起点。

为此，他在儒学各家各篇的基础上，汲取佛学和道学的体系化立论法则，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获得感性经验的支持，因此用尽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们也只有通过感性经验才能渐渐领悟本原。这样，他就把宏观构建和微观实证的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了，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几座山、堆几座山、扛几座山。这种情景，直到今天想来，还让人敬佩不已。

朱熹长期担任地方官，对世俗民情并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够理解这种高层思维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来越把自己的思维推向无与伦比的缜密与完整。他是这样，他的诸多同行，包括反对者们，也努力想做到这样。这种极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须建立在密密层层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只有宋代，具有这样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于对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层思维之余设计通俗的儒学行为规范，进行教化普及。这种设计，小而言之，关及个人、家庭的涵养观瞻；大而言之，关及国家、社稷的仪态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学付诸实践，使天下万物全都进入合理安排。这种企图，并没有流于空想，而是切切实实地变成了“三纲五常”之类的普及性规范，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在这方面，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这显然是以一个抽象的理念压抑了人性、否定了个体、剥夺了自由。而人性、个体和自由，在中国长久的宗法伦理社会中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

好在这是在宋代，朱熹的设计遇到了强大的学术对手，例如陆九渊、陈亮、叶适他们。这些学术对手所播下的种子，将在明代开花结果，尤其在我家乡的王阳明手上将爆发一场以“心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为近代思维做出重要的远期铺垫。顺便说一句，王阳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同时代人物，他比米开朗琪罗只大三岁。当然，那是后话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纪和公元十三世纪交叉的当口上去世，可见公元十二世纪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灿烂年代。他是在一个中午停止呼吸的，据他的学生蔡沉记载，那时候，狂风大作，洪水暴发，巨树连根拔起，如山崩地裂，其声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后的十年之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人相继去世：一个是陆游，一个是辛弃疾。

提起这两位杰出的诗人，立即又让人想起宋朝风雨飘摇的军事危难。

很奇怪，这种危难其实所有的人都感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在内，为什么一到陆游和辛弃疾身上，才让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这就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区别了。诗人是专门来感受时代风雨的。他们捺不下性子来像朱熹他们那样长坐在屋宇的书架前深思熟虑，而总是亟亟走到廊外领受骤变的气温，观察可疑的天色。他们敏感，他们细致，他们激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衣衫飘飘地消失在荒野间了。人们可以远远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歌吟。

辛弃疾获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后，又听说有关当局严禁参加悼念仪式。他立即起身前往，并致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便是诗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当局严禁，辛弃疾倒未必亲自前往。

这样的诗人，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心灵冲撞，当然远远超过朝廷战将和广大民众。

因此，陆游、辛弃疾不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战话语的营造者。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战话语并不缺少，为什么到了陆游、辛弃疾那里，便达到了难于企及的高度？

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一遍遍诵读他们的诗句，渐渐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他们有理由比别的时代更热爱神州大地，也就是热爱唐宋以来展现的臻于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因此由衷地产生了捍卫的责任，这与古代枭雄死士们的气吞山河很不一样。

其次，他们有参与军事、政事的切身经历，在朔北风尘和沙场剑戟中培养起了一种真正的男子汉气质，这与其他文人墨客们的纸上纵情大不相同。

第三，他们始终笼罩在屡战屡败的阴云中，巨大的危机感铸就了一种沉郁、苍凉、豪迈、无奈的美学风格，这与尚武时代的长风马蹄、纵横九州又大相径庭。

第四，他们深受唐宋文化的濡养，又处于一个文学写作特别自由的时代，在表述万里山河与书生情怀之间的诗化关系上，达到了娴熟、自如、醇洌的境界，这又非一般英雄豪杰的铿锵言辞所能比拟。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拥有了不管什么时候诵读都会心跳不已的那些诗句。

我在动手写作这篇文章前有一个自我约束：千万不能多谈陆游和辛弃疾。原因是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深深迷上他们了，直到今天，他们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