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黄公望:
身有百世之忧,家无儋石之储。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至于风雨寒门,呻吟盘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鲁之学士,此岂寻常画史也哉。(戴表元:《黄公望像赞》)
忧思、侠气、博学、贫困、好酒。在当时能看到他的人们眼中,这个贫困的酒徒似乎还有点精神病。
在一些片段记载中,我们能够约略知道黄公望当时在乡人口中的形象。例如,有人说他喜欢整天坐在荒山乱石的树竹丛中,那意态,像是刚来或即走,但他明明安坐着,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时,他又会到海边看狂浪,即使风雨大作、浑身湿透,也毫不在乎。
我想,只有真正懂艺术的人才知道他要什么。很可惜,他身边缺少这样的人。即使与他走得比较近的那几个,回忆起来也大多说酒,而且酒、酒、酒,说个没完。
晚年他回到老家常熟住,被乡亲们记住了他奇怪的生活方式。例如,他每天要打一瓦瓶酒,仰卧在湖边石梁上,看着对面的青山一口口喝。喝完,就把瓦瓶丢在一边。时间一长,日积月累,堆起高高一坨。
更有趣的情景是,每当月夜,他会乘一只小船从西城门出发,顺着山麓到湖边。他的小船后面,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个酒瓶,拖在水里跟着船走。走了一大圈,到了“齐女墓”附近,他想喝酒了,便牵绳取瓶。没想到绳子已断,酒瓶已失,他就拍手大笑。周围的乡亲不知这月夜山麓何来这么响亮的笑声,都以为是神仙降临。
为什么要把酒瓶拖在船后面的水里?是为了冷却,还是为了在运动状态中提升酒的口味,就像西方调酒师甩弄酒瓶那样?这似乎是他私属的秘方:把酒喝到口里之前,先在水里转悠一下、亲近一下。没想到那天晚上,水收纳了酒,因此他就大笑了。
夜、月、船、水、酒、笑,一切都发生在“齐女墓”附近。这又是一宗什么样的坟茔?齐女是谁?现在还有遗迹吗?
黄公望就这样在酒中、笑中、画中、山水中,活了很久。他是八十五岁去世的,据记述,在去世前他看上去还很年轻。对于他的死,有一种很神奇的传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有记:
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
难道他就是这样结束生命的?但我想也有可能,老人想与客人开一个玩笑,借着浓雾离开了。或者,刚刚与他一起立在石上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个人的言行让他厌烦了,他趁人不注意转身而去。他到底是怎么离世的,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故意躲闪到了人们的注意之外,直到最后从人生彻底躲闪开的那一刻。
六
黄公望不必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离世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转换成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形式——《富春山居图》。
其实,当我们了解了他的大致生平,也就更能读懂那幅画。
人间的一切都洗净了,只剩下了自然山水。对于自然山水的险峻、奇峭、繁叠也都洗净了,只剩下平顺、寻常、简洁。但是,对于这么干净的自然山水,他也不尚写实,而是开掘笔墨本身的独立功能,也就是收纳和消解了各种模拟物象的具体手法如皴、擦、点、染,然后让笔墨自足自为、无所不能。
这是一个沉浸于自然山水间的画家,在自然山水中求得的精神解放。这种被解放的自然山水,就是当时文人遗世而立的精神痕迹。因此,正是在黄公望手上,山水画成了文人画的代表,并引领了文人画。结果,又引领了整个画坛。
没有任何要成为里程碑的企图和架势,却真正地成了里程碑。
不是出现在自诩或公认的“文化盛世”,而是元代。短暂的元代,铁蹄声声的元代,脱离了中国主流文化规范的元代。这正像中国传统戏剧的最高峰元杂剧,也出现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古代工艺文物珍宝而到今天还在被周杰伦他们咏唱的青花瓷,还是出现在那个时代。
相比之下,“文化盛世”往往反倒缺少文化里程碑,这是“文化盛世”的悲哀。
里程碑自己也有悲哀。那就是在它之后的“里程”,很可能是一种倒退。例如,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人意气”,延续最好的莫过于明代的“吴门画派”,但仔细一看,虽然都回荡着书卷气,书卷气背后的气质却变了。简单说来,元人重“骨气”,而吴门重“才气”,毕竟低了好几个等级。
又如,清代“四僧”画家对于黄公望和吴门画派的传统也有很好的熔铸,在绘画史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们很懂得黄公望,为什么以荒寒代替富贵、以天真替代严密、以水墨替代金碧,但在精神的独立、人格的自由上,他们离黄公望还有一段距离。例如“四僧”的杰出代表者八大山人朱耷,就多多少少误读了黄公望。他把黄公望看作了自己,以为在山水画中也寄托着遗世之怨、亡国之恨,因此他说《富春山居图》中的山水全是“宋朝山水”。显然,黄公望并没有这种政治意识。政治意识对艺术来说,是一种似高实低的东西。朱耷看低了黄公望,强加给了他一个“伪主题”。
由此可知,即便在后代仰望自己的杰出画家中,黄公望也是孤立的。孤立地标志在历史上,那就是里程碑。
里程碑连接历史,但对前前后后又都是一种断裂。任何深刻的连接都隐藏着断裂,而且大多是爱的断裂,而不是恨的断裂。
七
黄公望被断裂,因此,《富春山居图》的断裂成了一个象征。想到他似灵似仙的行迹,免不了怀疑:那天被焚被救,是不是他自己在九天之上的幽默安排?
艺术世界的至高部位总是充满神秘。企图显释者,必得曲解。只有放弃刻板的世俗思维和学术思维,才能踏进艺术之门。
感谢黄公望,以他奇特的生平和作品,为我表述艺术和艺术史的一系列重大原理提供了最佳例证。
由于我和一些朋友的多年推动,三天后,《富春山居图》的两半就要在台北合展了。这是那场大火后数百年来的首次重逢,稍稍一想就有一种悲喜交集的鼻酸。明天我会就此事向台湾的朋友作半天演讲,据说报名的听众已经爆满。现在夜深人静,闭眼都是那幅画的悠悠笔触。于是,起身扭亮旅舍的台灯,写下以上文字。
2011年5月27日,于台北。
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
一
我早就发现,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伤心。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这个意思,一次次组织人马编大型辞书。但文化的基元是个体创造,与官方声势关系不大。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我看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离看看还可以,如果放长远了看,或者放到国际上看,就不容易显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
造成这样的社会气氛,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文化鹰犬与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密切呼应。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文字狱自然得以延续,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
恐怖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残害,是一切没有经过恐怖的人难以体会的。在恐怖中,最后连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种似乎人人都想夺其位篡其权的恐怖。只有一种人轻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主子,更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固定话语,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揭发。他们的告密、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上纲上线的角色。
这种角色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马乱间功用不大,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时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若要排排他们的传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养的鹰犬队伍,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三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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