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可理解的，也是无法接受的。然而，这恰恰是人与上帝真正的友谊的条件。上帝并不把自身封闭在自己的超验性之中，上帝使超验性与人类发生交流。
在上帝与人之间可以出现像朋友之间那样的爱、父母与子女和丈夫与妻子之间那样热烈的爱。上帝愿意与人类交朋友；上帝需要人类的爱，犹如朋友之间需要的互爱一样。
上帝因为爱而爱我们，上帝也愿意我们像朋友那样爱他。
上帝允许我们和他一起享受完满的幸福或永恒的幸福。上帝愿意让人类参与到他特有的生命之中，并与人类一起分享他特有的永恒幸福，这是朋友之间的共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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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９４１
马里坦认为，基督教的爱，首先并主要是爱上帝，同时也爱上帝称之为朋友的人，最终爱所有的人。爱上帝与博爱是不可分割的同一种爱，人类的一切道德生活都要以这种爱为基础。爱上帝就包含了爱所有的人如同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的内容，在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一切价值中，爱是绝对首要的。
没有爱，任何智慧和德行都是空洞的，就没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所从事的行为，之所以称之为善的行为，就是由于有爱贯穿其中。因此，基督教教义宣传的爱的道德理想，对于号召人类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具有实际的意义。这就是马里坦对爱作为幸福途径的理解，他把爱的作用推崇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马里坦也看到，要达到基督教教义所宣传的通过爱最终实现永恒幸福的道德理想是不容易的。对于那些只注意人类本性的力量、弱点和丑恶倾向的人来说，就更难实现。马里坦认为，在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与基督教教义相反的和叛逆的力量，甚至还把人类的不幸归结到上帝身上，这就给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道德理想增加了困难。
实际上，“基督教义的宣传带来的是完全现实的道德进步和完全现实的幸福保证。”
①
马里坦充满感情地说，上帝福音的希望已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牢牢地打上了烙印，上帝的神性会改变人类的心灵，上帝的光明不仅会照到圣人那里，也会照到一切罪人那里。上帝是爱，上帝通过神恩让我们做他的儿子，并且使我们贫乏的生命通过直观上帝最后获得完满。
马里坦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异常美丽、恬静的博爱画面。
遗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编：《现代世界伦理学》，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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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第五章 西方基督教幸福观
憾的是，在马里坦对爱的一片赞美声中，我们却难以陶醉。
因为他对爱的理解是抽象的、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这样的爱，除了信仰的意义外，已不再具有什么实践的意义。
尽管马里坦试图把爱作为达到永恒幸福的途径，但他的努力却是徒劳的。永恒幸福本来就是一种宗教情感的产物，是虚无的希望，而爱这个阶梯又如同空中楼阁，于是，马里坦所怀有的基督教教义的道德理想也只能交给上帝去完成了。实际上，只有人类社会中现实的活动、现实的幸福才是充满希望和理想的，人类自身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幸福目标。
上帝能给现代社会带来幸福A我们在讨论基督教神学伦理学再度兴起的社会背景时，曾经提到，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和弊病是新托马斯主义幸福观产生的主要原因。马里坦正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并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时无所适从的状况下，试图适时地填补人们的精神空虚。
马里坦说：“原子时代的到来，突然使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人不再相信科学和技术凭着自身能够保证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当他看到科学和技术所能产生的毁灭和灾难时，他心中就充满着恐惧。”
①他建议，为了使科学的应用带来全世界的幸福而不是带来不幸和世界的毁灭，人类迫切需要大力恢复智慧的训练。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理性训练，还要有伦理学的道德训练，更为重要的是要加上基督教的信仰
①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８月版（下同）
，第４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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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１５１
训练，要把这三者与现代文明重新结合起来，使科学与智慧取得协调和一致。马里坦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所以，他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马里坦觉得就不是科学和技术本身所能克服的了。
于是，他就想用基督教信仰去解决困难。这种把基督教与科技结合起来的新形式，着实能使一部分人相信他的主张，因为它带有更大的迷惑力。这是马里坦与他的思想前辈托马斯。
阿奎那所不同的地方，也是马里坦的“高明”之处。
在把基督教与科学“嫁接”之后，马里坦又针对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发表看法。他说：“中世纪结束以来，人一方面觉醒过来，另一方面又由于自己的孤独而感到压抑和挫折；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就一直在渴望人的地位得到恢复。
人在脱离上帝的状况中寻找这种恢复。然而这种恢复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人要求享受被爱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只能从上帝身上得到。人只有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才能受到尊重，因为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在内——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
①他认为，现代社会人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幸表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已经遭到严重的幻灭，我们已经尝到了反人道主义的罪恶滋味，世界所需要的乃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完满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将鼓舞人们敞开胸怀接受神性的降临，它的主要任务将是使福音的酵素和灵感渗入世俗生活的结构，使世间生活
①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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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第五章 西方基督教幸福观
秩序神圣化。这种人道主义将关心人类所有人，使他们有权享受人应得的世间生活的快乐和幸福。他认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最严重的毛病是二元论，即把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分离，世俗的东西属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范围，完全受肉欲规律的支配，离开神圣的福音要求很远，其结果是越来越不能与福音生活在一起。而人类现在的苦难和盲目，唯有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才能拯救；依靠爱上帝、信仰上帝，使人的生活中心无限地超出现世、超出尘世的历史，人类才能获得解脱，才能享受神恩的永恒幸福。
马里坦指出，理性要求我们信仰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一种本身就是善的本质。在人的身上，可以发现那种为罪恶和不幸所不能毁灭的潜在的善的泉源、不可毁损的勇气和永恒不灭的尊严。
但是，我们看到的罪恶太多了，我们看见了不少绝望的死亡，看到了人性的极端堕落，我们还能信仰人吗？马里坦回答道，对人的信仰不能仅仅依靠人自身，对人的信仰只有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之上，才能得到再生。
对人的信仰要由对上帝的信仰加以挽救，而对上帝的信仰就是要进入不可见的神圣事物的境界，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完全依附于那个比我们的生命更优越、更可爱的永生的上帝，就是与神，也就是与真理本身、与爱本身会合。向神献上自己，就能获得无上的自由和幸福，在神身上死去，就会带来不灭的新生命。
如果说马里坦把基督教与科学结合起来的想法多少还有一些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那么，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以及他对人类的基督教要求却是古典基督教理论的重复，并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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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３５１
颖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里坦对人类社会现今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关切，并希望通过他的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他为了使基督教教义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被现代人所接受，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入手，痛陈现代社会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认为这样的不幸是人类自身所不能解决的。人类要获得幸福靠什么呢？马里坦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基督教教义，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西方社会某些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特点。因为基督教在传统上就是一部分西方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所以，把基督教的理论与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就更具迷惑性。
但是，无论怎样改头换面，新托马斯主义没有改变基督教神学的本质。
在马里坦的基督教幸福观中，幸福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幸福，而是在信仰上帝之中的永恒幸福；达到幸福的途径不是人们的实践活动，而是普天下都应遵循的抽象的博爱，当然首先是对上帝的爱；解决现代社会弊端的方法不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入手，而是寄希望于上帝的帮助……马里坦幸福观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不是从人类自身来探讨人类的幸福，他不相信人类自身的能力，而去寻找一个外物的支持，这个外物就是空幻的、抽象的上帝。人类的幸福需要信仰上帝，解决人类的问题需要信仰上帝，上帝有如此巨大的能耐吗？我们能把自身的一切交付给上帝安排吗？对此，人们虽然见仁见智，但是，我们更相信人类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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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一编 第六章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尽人皆知，中国古代文明开始得极早，文化非常昌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于人生幸福的有关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索和广泛的探讨。这种思索和探讨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紧紧地围绕着道德与幸福的关系这个中心展开。其内容，无论是关于幸福的内涵与外延，还是关于决定幸福的根据和争取幸福的途径等问题，无一不与道德相关。自然，这个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分不开。
第二，关于幸福问题的种种思索和探讨，与其说是在时间上展开，不如说在空间上展开更合适。这就是说，关于人生幸福观中的主要观点，远在先秦，甚至春秋后期已经提了出来；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里，人们只是把这些观点加以发展和发挥，使之更深入、更具体，更具理论形态。这些也正如古代的希腊罗马时期萌发了后来几乎一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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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５５１
思想的幼芽一样。
鉴于上述的两个特点，我们把中国古代的人生幸福观，概括成三个方面来叙述和分析，这就是以德祈福、德福矛盾和以德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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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六章 一 以德祈福论全寿富贵之谓福A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以德祈福A以德祈福，这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几千年来，它一直属于俗文化，支配着文化素质较低的中国人，其中不光是人民大众，也包括许多豪富和权贵。即使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在心灵深处，也难以完全抛开它的影响。
全寿富贵之谓福A中国古代用“福”这个范畴表示幸福。福字在甲骨文中是或等①，表示“两手奉尊于示前”
，也就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由此可见，福字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
甲骨文中也有“帝弗其福王”
②的句子，显然用意也是占卜。福字的内容，也就是当时人们祈望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尚书。洪范》中有个详细解释：“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攸好德”
，指遵行好的品德，算作幸福的内容似乎勉强，所以《韩非子。解老篇》中把它删除，只说是“全寿富贵之
①《汉语大辞典》第２卷，第２４０４页，福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
②《殷虚书契后编》卷下，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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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７５１
谓福“。
《礼记。祭统》中把幸福的内容更加延申，说是“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总之，福字表示人的长寿健康、安宁富贵、一切顺遂，万事如意。
这也就是以德祈福论者所理解的关于幸福的含义，后来到汉代，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子孙众多”一项，这在重视宗法血缘关系的时代，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等级社会里，福即幸福，无疑也是有等级的。例如在殷周社会里，只有王子配作福、作威、玉食，臣是不敢享有这一切的。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福莫大于享国有家，祸莫甚于亡家丧家”
①周天子对晋国的籍谈说得更详细：“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
②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福，在当时的典籍上却难以找到具体的说明。
既然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备和满足，那么，能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可说是难乎其难，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近之。郭子仪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活了８５岁，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并指挥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内叛外乱，有“再造王室”之功。史称他“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围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