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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企业是合理化组织，科层制度也是如此。
整个现代社会趋向于一种目标合理的组织，而非西方的社会也在走上这条合理化的道路。
“行动‘合理化’过程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以依自身利益而有计划地适应环境来代替因循守旧。当然行动‘合理化’概念并不限于这一过程。因为除此之外它还会向其它不同的方向发展；从积极方面说，向着自觉的绝对价值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可能是消极的，即它不仅会破坏习俗，而且会排斥感情的价值；最后由于人们信奉合理性的道德怀疑论，还会抛弃对绝对价值的信仰。”
①
（ｅ）合理化柯林斯认为，韦伯学说的真正核心是合理化概念。韦伯从不讨论一般资本主义的存在，他反复讨论的只是合理的资本主义。而且，合理性观念远不限于资本主义。科层制可被视为是合理的组织形式，在政治学中，合法统治的理想型之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１２３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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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１０４
一是“法理型”。
而在他的行动类型中最为他所重视者也是两种合理的行动：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韦伯还把合理化视为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
①
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乃是欧洲文化一系列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但他不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是必然的，不如说是偶然的或是历史发展的巧合。在欧洲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出现了一些理性文化的要素：如古希腊的科学、逻辑和数学；罗马法；文艺复兴时代的实验科学；近代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及管理方式，它是由于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分离而产生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上述的及此处未涉及的其它的合理因素结合成为合理的资本主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使社会经济生活合理化的世界观前提，因为新教伦理将世俗的职责提高到天职的地位，从而将经济活动与终极的价值联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从韦伯的社会学的方法论进到其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实质的研究。
（３）宗教社会学
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工作是从１９０４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始的。这时期他的兴趣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及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合理化过程中起了何种作用的问题。韦伯的假设及力图想证明的是：新教教义的某种解释曾经造成过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动机。
①柯林斯：《马克斯。韦伯》，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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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问题涉及到宗教伦理原则与经济活动形式之间的关系。他的讨论针对一种把宗教理解为经济关系的产物的观点。他的观点正相反，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的社会行为都是赋有意义的，都与一定的伦理原则联系着。而人们的伦理观点是在某种更根本的关怀中形成的，就西方文化而言，这种终极的关怀便是宗教。
宗教，不论其内容真伪，实质是一种终极的阐释体系和一价值根源。它包含了仪式、团体、信仰、教义、禁忌等要素，所有这些都与某种救赎有关，救赎的根本义是要达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进入一个所谓真正的生活世界。
原始巫术与情感宗教诉诸不可控制、预测及计算的神秘力量引导和支配人，韦伯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宗教。所谓理性的宗教，是指诸如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一类的世界性宗教。在理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是神秘的巫术因素和巫师，而是先知及其预言。宗教先知们能以理智的方式解释和澄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作成一个系统的阐释体系，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去追求。当人们接受先知的预言或戒律时，就意味着接受了一套合理生活的原则，并据此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他自觉地认为他会得到神的恩宠，从而导致在内心确信自己在尘世的每个行为都有意义，并达到对个人行为的合理控制。
在西方基督教中，这种合理控制的基本途径是禁欲苦行。
人们拒绝奢侈的和眼前的消费，推迟现世的满足并避免一切本能的享受，目的是为了超越人的自然状态或“堕落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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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为上帝所许可的生活从而获得拯救的希望。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对非理性欲望加以抑制的伦理动机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韦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对营利与金钱的追求。
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①
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韦伯正确地指出，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把一般的营利欲望与资本主义的特有方式区别开来的是和平地获利与合理的劳动组织。下面是韦伯所刻划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一些主要特征：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三联版，下同不另注）
，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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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
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①
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
②
韦伯认为，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是西方所特有的。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③韦伯的问题是，这种西方特有的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且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韦伯承认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技术因素，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依赖于现代科学；另一方面，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但韦伯认为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
印度人发明了十进位制计算，并一直在使用着。
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却没有
①同上，第８页。
②同上，第８—９页。
③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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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在西方确实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当然对科学的技术应用十分有利。但韦伯断言这种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要问的是这一鼓励来自哪些方面？
韦伯也同意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还有赖于一种理性的法律。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决无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这样的理性法律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现在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益无疑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未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①
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强调也要考虑相反的关联作用。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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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①
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一种价值合理的信念却有助于一种目标合理的行动。这如何可能呢？
韦伯认为关键之点在于在宗教原则与适合于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正是马了。路德最早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由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把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并带有越发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
①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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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本的联系。“
①
在韦伯看来，在所有新教教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派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的上帝不再是天主教中那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圣父，而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存在。
他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地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喻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
这种绝对的预定论，使得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
这种宗教观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它排除了神秘主义。世界历史的解除魔力的过程，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
“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
②
在一个人们把来世生活看得不仅比现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确定的历史时期中，这种预定论使每个个人感到空前的内心孤独，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他只有一人独自走下去，谁也无法帮助他。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而只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
；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因为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６３页。
②同上，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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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
在全无依傍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律令：即通过坚定的自信心与自我成就的证明来找出上帝选择的征兆。
信徒所选择的是，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缺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