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
一语纯粹是个有条件的术语，对它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
我们是把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菲吉人（Ｆｕｅｇｉａｎｓ）
①、安达曼群岛②的土著居民等等这样一些民族叫做原始民族。
当白种人开始和这些民族接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金属，他们的文明相当于石器时代的社会制度。因此，欧洲人所见到的这些人，与其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甚或旧石器时代的祖先的同时代人。他们之所以被叫做原始民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但是，“原始”之意是极为相对的。如果考虑到地球上人类的悠久，那么，石器时代的人就根本不比我们原始多少。严格说来，关于原始人，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必须注意，我们之所以仍旧采用“原始”一词，是因为它已经通用，便于使用，而且难于
①太平洋菲吉群岛的土著居民。——汉译者注②在西太平洋，属印度。——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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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但是，我们使用这个术语，只不过是指德国人所说的“自然民族”
（Ｎａｔｕｒｖｏｌｋｅｒ）而已。
B设如此，那么，是否存在着足够稳固的、与我们的思维有相当明确区分的“原始思维”
，以至我们有权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来单独加以研究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争论一下，是不无好处的。这部著作中叙述的事实足可以圆满的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在书中所作的分析果然正确，只要的确可以承认这种思维有原逻辑的①和神秘的性质。
不管怎样，读者的误解是应当避免的。我的补充说明迄今未能阻止误解的出现，不论我怎样解释，误解总是层出不穷。人们把“原逻辑的”一语译成“不合逻辑的”这个术语，这不是为了要说明原始思维是非逻辑的，亦即与任何思维的。。。。
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驰的，它不能象我们的思维所作的那样去认识、判断和推理。其实，与此相反的说法倒是很容易证明的。诚然，原始人在安排自己的狩猎和捕鱼的活动中极为经常地表现了惊人的灵敏和巧妙。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屡屡显示了机敏的才干和高超的技艺。他们所操的语言有时是十分复杂的，和我们的语言一样，常有精密的句法。而在教会学校里，印第安人的儿童也和白种人的孩子一样学习得又快又好。谁能够闭起眼睛不看这些如此明显的事实呢？
但是，另一些同样惊人的事实，又证明了原始思维在极大多数场合中不同于我们的思维。原始思维的趋向是根本不同的。它的过程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凡是在我们寻
①参看第二章，第７１页。——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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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第二性原因的地方，凡是在我们力图找到稳固的前行因素（前件）的地方，原始思维却专门注意神秘原因，它无处不感到神秘原因的作用。它可以毫不踌躇地认为：同一实体可以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原始思维服从于互渗律①，在上述场合下，它对矛盾采取了完全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我们的理性所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与我们的思维比较之下可以把它叫做原逻辑的思维。
“可以说，这一切事实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能见到。”这一点，我根本不想争论。但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在多数场合下不同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甚或班图（Ｂａｎｔｕｓ）黑人②的思维，因而，“原始思维”的研究在原则上不无根据，在事实上也非徒劳无益，这一点则是毋庸争辩的。即使根据下述观察，也能证明这一点。在我们研究的还只是可以作为西方民族的特征的人类智力的习见过程以前，我试图描写的那种思维结构是不能成功地揭示出来的，互渗律的结构仍是不能成功地得到阐释的。只有对原始思维的分析，才阐明了这种结构的本质特征。
然而，完全不应当由此断定，此种结构仅见于原始人。
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相反的情形。至于我，我是始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中，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
①参看第二章，第６９—７３页。——汉译者注②非洲南部和中部的基本居民。——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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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
路先。列维－布留尔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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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Ⅰ
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来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例如语言，实在说来，虽然它只存在于操这种语言的个人的意识中，然而它仍是以集体表象的总和为基础的无可怀疑的社会现实，因为它是把自己强加给这些个体中的每一个；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
由此，直接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这后果得到了社会学家们有充分根据的强调，但它却常常为人类学家们所忽视。要理解社会制度的机构，特别是不发达民族的社会制度的机构，必须先要摆脱这样一种偏见，即相信一切集体表象，低等民族的集体表象也在内，似乎都服从于以个体主体的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规律。集体表象有它自己的规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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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研究“成年文明的白种人”的途径来发现这些规律，特别是牵涉到原始人。反之，无疑只有研究了不文明民族中的集体表象和这些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才能对我们的范畴和我们的逻辑原则的发生作出某些阐明。杜尔克姆（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及其同事已经提供了走这条道路所能获致的结果的若干榜样，这条路无疑会引向一种以比较方法为根据的新的实证的认识论。
这项艰巨任务只有通过整整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完成。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出不发达民族中集体表象所遵循的若干最一般的规律，则这一任务可能较易于完成。作为这部著作之对象的那一先决问题，就是要准确地研究原始思维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怎样表现在制度和风俗中。没有我的先驱者们——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的著作，特别是没有我从刚提到的法国社会学派的著作中得到的那些指示，我无论如何不能指望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即使是正确地把它提出来。只是这个学派对无数集体表象的分析，特别是对一些最重要的集体表象，如关于“神圣的东西”
、关于“邪气”
（ｍａｎａ）
、关于“图腾”
、关于巫术和宗教信条等等表象的分析，才使得对原始人的这些表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的尝试成为可能。我可以根据这些著作来指出，“原始人”的智力过程，与我们惯于描述的我们自己的智力过程是不相符合的；我认为自己甚至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并能够确定出原始人的思维的最一般规律。
继瑞柏（Ｔｈ。
Ｒｉｂｏｔ）之后力图指明和揭示情感与运动因素一般的在精神活动中乃至具体的在智力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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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数众多的当代心理学家，对我也有很多帮助。瑞柏的《情感的逻辑》①，亨利。迈尔（Ｈ。
Ｍａｉｅｒ）教授的《情感思维心理学》②（我们就指出这两部著作吧）
，突破了传统心理学在形式逻辑的影响下企图用来限制思想的活动的那些过分狭窄的框子。智力过程是极其灵活、复杂而微妙的，它所包含的心理活动因素比过于片面的“唯智论”所想象的不知要多多少。所以，瑞柏的心理学观察对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我所从事的研究，与瑞柏的研究又有深刻的差别。他的分析主要涉及从我们社会中取得的那些以情感、激情以至病理的观点看来感到兴趣的现象，而且他差不多没有涉及在其他民族中间见到的那些集体表象。相反的，我则力图确定在我们已知的一切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中集体表象（也包括它们的情感与运动因素）所遵循的最一般的规律。
Ⅱ
高级智力机能必须借助于比较方法来研究，亦即从社会学上来研究，此种见解已非新奇。
奥古斯特。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在其《实证哲学教程》（《Ｃｏｕｒ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中，在划分生物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研究任务时，明白地表示了这种见解。他的著名公式——“不应当从人出发来给人类下定义，相反的，应当从人类出发来给人下定义”
，意味着如果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别的人，就不能理解高级智
①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５。
②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ｓ，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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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能。要理解高级智力机能，必须研究种族的进化。在人的智力生活中，一切不能归结为有机体对受到的刺激的简单反应的东西，必然具有社会的性质。
这个观念是卓著成效的。但它未能立见功效，至少，不论在孔德本人那里，还是在他的或亲或疏的继承人那里，都未能立见功效。在孔德那里，通向这一观念的道路，可说是被他的社会学堵住了，他认为他已经完整地建立起了他的社会学，但实际上，这不是社会学，而是历史哲学。孔德认为已经论证了的，是他的三阶段律①准确地反映了人类的总的智力进化，同样也反映了任何个别社会的智力演化。
因此，他认为从比较研究各类人类社会的高级智力机能着手来建立高级智力机能的科学是多此一举。正如他在编制他的“大脑图”时一样，他不是以生理学为根据，反而臆断地相信生理学家们的研究一定能证实他的对各种机能的分类和部位的确定；正如他在创立高级智力机能的理论时的情形一样，他在自己的各种主要著作中满足于三阶段律，而其根据则是比较个别的定律必须纳入这一基本定律中去。同样，他按照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图式来建立自己的学说，而且臆断地相信这样发明出来的定律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德仍然是关于智力机能的实证科学的创始人，应当承认他在理解和论证实证科学必须是社会学的这一点上有卓越
①三阶段律是孔德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定律。
孔德把历史唯心地理解成观念发展的结果，从而提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他把实证阶段与资产阶级科学的统治联结起来，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是由于科学思维的胜利而产生的最合理的制度。——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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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绩。诚然，他没有从事过这门科学所要求的那种对事实的研究，当他写作自己的《实证政治学》（《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时，他无疑认为这种研究是完全无用的。
孔德视为无用的这种对各类人类社会中智力现象的周密细致的研究，是由其他人开始的。许许多多的人坚持不懈地从事了这种研究，他们都不是以哲学家的身分来这样作，而是以专门学者的身分，仅仅努力于搜集事实材料并对它们进行分类。我指的是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们，特别是英国人类学派。１８７１年问世的、开创了人类学科学史中的划时代的《原始文化》（《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英国人类学派首领泰勒（Ｅ。
Ｔｙｌｏｒ）的基本著作，给整整一大批勤勉努力而又极有素养的研究人员指出了道路，而他们的著作也完全无愧于其先驱者的典范。这些学者努力搜集了见之于所谓野蛮的或原始的民族中、并与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集体表象有关的制度、风俗、语言方面的大批文献和事实材料。这样的著作也在德国和法国相继出现。在美国，斯密孙学院人种学研究室也发表了若干关于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杰出专著。
然而，文献和事实材料搜集得愈多，这些事实的某种相同性就愈加触目。随着研究家们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有时是在完全相反的角落发现了，或者更正确地说研究了越来越多的不发达民族，也就在其中的若干民族之间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相似点，有时竟至在极小的细微末节上达到完全相同的地步：在不同的民族中间发现了同一些制度、同一些巫术或宗教的仪式、同一些有关出生和死亡的信仰和风俗、同一些神话等等。比较方法可说是应运而生。泰勒在其《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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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一贯地而且非常成功地应用了它。对于弗莱节尔（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ａｚｅｒ）及其《金枝》（《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ｇｈ》）
和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者，如哈特兰（ＳｙｄｎｅｙＨａｒｔCｌａｎｄ）和恩德鲁。兰（ＡｎｄｒｅｗＬａｎｇ）也可以这样说。
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显示出自己是关于高级智力机能的实证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先驱者和准备者。
然而，与孔德一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