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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的“双簧”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说：“四家广播机构（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在美国最大的国际银行业第一花旗公司的董事会中全有代表，而且这些广播公司与其他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彼此都有联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大机构连锁董事会中，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之间形成了“大公司的乱伦”之中的“乱伦”。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的融合由来已久，由此形成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肆无忌惮的金融投机主导着国际金融市场。如今，席卷世界的粮食危机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危机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巨头与金融寡头“双簧”的故伎重演，吞噬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红利。
2004年，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因为天气灾害导致大豆减产，大豆价格迅速攀升，超过50％。等到中国商家大量吸进大豆期约后，西方媒体又说先前的数据失真，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大豆价格因此暴跌50％，中国商家损失惨重，跨国粮商乘机收购中国大豆企业。如今中国的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的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商控制，由此出现“豆子比牛奶贵，豆粕比大米贵，猪吃的比人吃的贵”的局面。
“妖魔化”游戏中国
现代中国虽不乏主流媒体、权威媒体、私人媒体，却唯独缺少强势媒体，加上长期韬光养晦的政策，以及近年来对西方媒体的敬畏与追捧，使得西方媒体牢牢地掌握着传媒业的话语权，使得中国在整个格局上处于西方媒体的包围与单向影响之中。西方媒体本身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作为有线电视和传媒领域的巨人——TCI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马隆使用了许多不同的词汇来描述他与默多克之间的关系——“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共同策划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渗透上，西方媒体对华有一致的利益，因此一直采取联合态势，而且这一联合早已成为一种默契。
低成本、高收益的“游戏”西方媒体对华的联合，集中体现就是“妖魔化中国”。对众多西方媒体而言，这是一个低经济成本、高政治与社会收益的“游戏”。“妖魔化中国”成为西方媒体的常态，众多西方新闻记者编辑固执己见，不断地用放大镜寻找中国的阴暗面，制作诋毁中国的新闻作品。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做过一项统计：从1996年之后的5年时间内，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要媒体出现的关于中国负面报道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1。西方媒体对中国媒体有着绝对强势与优势，因此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受骂挨打的境地，而且中国政府与新闻界多数时间保持沉默，往往被西方解读为默认。这无形中鼓励着西方媒体在丑化、妖魔化中国上更加肆无忌惮。
迎合西方政府的需要 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一方面是迎合西方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迎合政府的需要。西方媒体标榜的“自由、独立与公正”在巨大的政府政治干预力以及经济诱惑力（如政府广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因此，西方媒体一直充当政府的政治工具，由此不仅引导舆论，而且为政府大搞舆论战。在战争时期，舆论战体现为一种直接的战斗力，即军事行动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北约推翻南斯拉夫联盟政权以及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美英的媒体舆论战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和平时期，舆论战体现为通过“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意识形态竞争和国家形象塑造上，对目标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如1988~1993年美国无偿向弱小国家赠送图书达460多万册；在1989年苏东巨变中，美英的媒体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影响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在成功实施苏东巨变后，中国成为西方政府与媒体的演变重点。1993年，默多克曾表示卫星电视将“削弱极权统治”。1994年美国制定了《国际广播法》，把中国定为电波战的第一对象国，建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网站基本上都有中文网站，而且音频与视频并用，形成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手段齐头并进，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强烈信息轰炸。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曾直白：“我们的政策是设法鼓励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这个伟大国家的和平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领域积累起庞大的实力与巨大竞争力，但是经济的市场化与多元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西方所预期的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化。因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乃至歪曲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离谱。早先是对中国宗教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横加指责，后来则越来越多地借机生事，对中国的香港、台湾、西藏及核售等具体问题说三道四，把自己扮演成道义的捍卫者、正义的仲裁者与国家社会的领导者。近年来，针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转而密集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竭尽丑化、妖魔化中国之能事。
在北京争取到奥运会举办权后，西方媒体在奥运议题上又做足文章，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舆论宣传战。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般都会提振东道国的形象，诞生一批民族品牌。于是凡是有助于暗淡中国国家与产品形象的，西方媒体都不厌其烦加以报道，甚至无中生有，歪曲夸大。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声势浩大的诋毁“中国制造”舆论宣传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的。中国崛起步伐稳健与快速，于是西方媒体纷纷就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暖等议题向中国施加所谓“大国责任论”。
跨国“水龙王”搅浑中国水务市场
叁
在一次调研中，××市自来水公司老总告诉笔者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一段时期以来，市场化、国际化在中国城市水业中大行其道，在有关部门要求下，××市自来水公司也承受着引进国际投资者的重压。于是，他们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美了解学习美国华盛顿、纽约这些大都市是怎么市场化、国际化的。当他们提出相关要求时，美方有关人士耸耸肩：Sorry！你们必须向国防部申请，因为自来水公司属于准军事设施，由美国军方管辖。
国际水务私有化的深刻教训
水务私有化是为利益集团牟利 一直以来，国际垄断资本为获取垄断利润几近疯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垄断资本控制了政府，自由经济之风由英美强劲刮向世界。自由经济理论强调，效率是经济的核心，要使效率最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市场化、私有化。1984年英国国有电信被出售，“市场化”、“私有化”似乎一发而不可收，并很快摇变为世界“主流”。迈克尔？赫德森在其《全球分裂》（2005年4月美国普卢托出版社再版）一书序言中指出，美国大力推动的自由化不是为了促进真正的创新或发展，其兴趣不在于创造新财富，而是以自由化的名义接收第三世界已有的人民的财富，如资源、不动产或者夺取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作者许由在其《水的危机与商机 兼谈大陆水务私有化浪潮》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污染及破坏淡水资源的元凶。讽刺的是，它越是这样破坏，就越为自己带来商机，因为水越缺乏，就越值钱，而供水成本也越贵，在此情形下官商勾结推行私有化就更有借口。
21世纪初，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销售总额比全球191个国家中182个的总经济实力还高。如果把跨国公司与国家按经济实力一起排名，那么前100名中将有53名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运用其强大财力，纠集政府的高级官员、学术界与传媒界人士，组成旨在为经济彻底松绑的类似“三边委员会” ，联合向所在国政府、国际组织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一个理念，即“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即使人的生命中过去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些方面，比如健康和受教育权、文化与传统、遗传密码与种子，甚至包括空气、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现在都可被当作商品。”
世界银行一直是水务私有化的积极推动者。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振振有辞：当今世界水危机的根源是因为水太廉价，差不多等同免费，水由此被人们大量浪费，而只需让水价确实反映成本就能使人珍惜水，这就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自由经济学家为国际垄断资本量身定做了一套经济自由政策，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维廉森将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后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推销。而世界银行始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呼应，从未间断为私有化、市场化造势。2000年，在世界银行赞助下，第二届世界水务论坛在海牙召开，出席论坛的是大型水务公司代表、言必称市场的政府官员以及自由派经济学家。论坛最后的结论是，有水吃不应视为“人权”，只应视为“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好由市场及私人企业来满足。
水务私有化得不偿失 跨国水务公司、相关政府官员与自由经济学者竞相标榜，私有化、市场化会惠及所有人。可是，世界各地的经验说明，水务私有化往往令水费持续提高，服务质量却不断下降。对私营公司的老板和股东来说，其首要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保证人人有水可用。在私有化、市场化后遇到的常见情形或跨国水务的经营方针是，鼓励消费而不是节约用水，大众消费越多，企业赚得越多。英国是最早实行水务私有化的国家，在私有化五年内，水费平均上升1倍，同时水务公司利润上升近7倍。印度水务私有化后，一些家庭用于购水的支出竟然占家庭收入的25％。非洲部分国家的水务私有化不仅没有扩大服务的范围，反而导致贫困地区的设施得不到及时维修，穷人饮水更为困难。而且，跨国水务公司破坏环境、贪污贿赂的案件不断被报道。正因如此，水务私有化、市场化在全世界正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抵制。
在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在南非等非洲国家，纷纷掀起各种抵制水资源私有化的运动，甚至出现起义或骚乱（左派赞誉为“起义”，右派、跨国公司则指责为“骚乱”）。此外，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运动也很有影响力，比利时政府一直就对水的私有化持怀疑态度，2004年荷兰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水资源管理私有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世界银行以拒绝为玻利维亚的2500万美元贷款作担保，来威逼玻利维亚政府把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务私有化。结果由美国工程巨头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参与建造中国三峡工程）的分公司独家中标，并获得16％的利润保证。1999年1月，该公司接手科市水务后，立即把水价提高了一倍，甚至连那些吃井水的社区居民也要安装水表以便付水费给贝克特尔。众多贫民不堪重负，一些家庭因此所付水费竟然达到收入的两成。被收买与要挟的政府官员忠实执行与世界银行、贝克特尔公司达成的协议，在多方努力无效后，科恰班巴市民最终于2000年3月发动大规模抗争。这时候，政府不得不向人民低头，宣布取消私有化，但要补偿贝克特尔公司4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玻利维亚市民与买办政府、跨国水务公司的宏大抗争，引起了世界多国民间团体联合起来，积极反对水的商品化与私有化。当2000年世界水务论坛召开时，全球几十个民间团体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批评跨国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推动水务私有化。同年12月，几百个民间团体代表在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召开会议，发表以下声明：“水理应属于地球及一切物种，水对生命来说是神圣的。因此，为了将来世代以及自然环境，世界水资源必须好好保护及由人民拿回来。用水是基本人权，必须受各级政府所保护。因此，不能把水商品化、私有化或为商业目的而买卖。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各级政府尊重，特别需要一条国际公约来保障这些权利。由当地居民来保护水资源是最恰当的，因此在保护水源及其调节上，当地居民应被视为同政府平起平坐的伙伴。人民自己才是促进民主及保护水资源的力量所在。”
跨国资本“试水”中国（1）
“电老虎”、“水龙王”是中国传统的垄断行业，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就业的心仪对象。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在经济自由化声势下，昔日无限风光的行业，正不断黯然失色，甚至要不断为自己的合理存在而证明辩解。
水务改革创造“浑水摸鱼”良机 长期以来，垄断性与福利性制约着中国水务的发展，老牛破车般勉强维持着城市的基本需求。但是，在中国水资源日趋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水务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中国城市与农村水务管理分属于不同部门，涉水部委管理衙门众多，地下水属于国土资源部，水污染监测属于环保部，饮用水水质属于卫生部。此外，水利部、农业部，还有“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各部门一般都是从部门利益而不是全局出发，有利便均沾，不利则皆逃。水务条块分割，各地方画地为牢，掺杂着各种地方利益因素，从而使水的问题异常复杂。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及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