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紧密、中国军工企业逐步走向市场的环境下，即使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外资机构通过对外围企业或相关民用技术的了解，仍可以掌握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状况。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早就借助在香港的子公司和影响力，对中国经济金融领域进行渗透，获取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包括国防工业或与国防有关的企业）的全面信息。
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信息，甚至一些国防技术信息在美国人面前暴露无遗，不但危及中国国家整体竞争力，使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位置，还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有意压低中国主权与企业评级，增加中国海外融资成本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直至2004年前，标普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因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级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普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中国经济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算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引导中国经济决策，危及中国发展战略 中国银行业通过海外上市寻求国际化本身就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2003年底，正值中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标普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有意思的是：他们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显然在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国际，引进境外投资者。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得以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助一臂之力。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据有关专家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目前国内政界、学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中国的银行被贱卖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但对美国评级机构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
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和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美国评级机构垄断了中国评级业，中国就完全丧失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取得话语权的可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美国人控制的金融服务体系不但不会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提供任何保障，还将使中国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巨大风险。
世纪金融大危机，使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
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首先，此次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神化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使世人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其次，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都趋之若鹜，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最后整合评级市场（机构多、经营乱），肃清假冒中资机构（名义中资，实际外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当中国的“账房先生”
伍
当三匹狼和一头羊坐到一张餐桌前，决定要吃什么的时候，无论他们投票与否，结果早就注定。如今，坐到中国餐桌前的是四匹狼，中国的羔羊如何结局？
金融信息：被安全遗忘的角落
2007年8月28日，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注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这是继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高层将视角再次聚焦于金融领域。高层聚焦金融风险，并非偶然。除了美国冷不丁闹了个次贷危机掀起国际金融一阵恐慌外，大凡稍有理性的人士，都会对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所累积的风险惴惴不安。不安的不只是一般市场风险，更是监管者对这些风险的判断以及应对措施，方寸正乱，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都能感觉到的——中国的金融风险与报道的金融改革成绩一样不断攀升。
关于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一般都关注金融市场的风险，却普遍忽略了另类金融风险，即不当开放带来的金融信息风险。信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要素，金融信息是金融市场的稀缺资源。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足可令金融市场“潮起潮落”，相关财富转瞬间即实现重新分配。因此，有效金融信息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一般要素资源，而且也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资源。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大国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其所能地获取有效金融信息。
中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威胁，集中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资银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由于篇幅所限制，这里仅集中论述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信息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天掉馅饼——“四大”主导中国市场
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1932年《财富》杂志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显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合并为“六大”、“五大”，即普华永道、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资。由于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管理制度、全球的业务网络、全方位的服务，以及许多成功的案例，使得“五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20世纪90年代初，“五大”陆续登陆中国大陆，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2001年因卷入安然等大公司的严重作弊丑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五大”变成了“四大”。
“9？11”事件后，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欧美资本市场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剧减。“屋漏偏遭连阴雨”。2001年美国巨型公司倒闭，对审计欺诈的恐惧，不仅结束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风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但是，天佑“四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2001年，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16号文”，要求上市公司IPO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令“四大”倍感意外的不仅有中央监管部门、大金融机构，还有一向对外资“无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2004年1月底，深圳市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9亿元、4。3亿元、3。7亿元和3。2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200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12。4亿元、7。1亿元、6。5亿元、6。2亿元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2002年为16。9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38。23％；2005年为45。98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2007年为91。3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43。69％，占该年度中国事务业务总收入的55。51％。由此清晰显示，“四大”在中国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5600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却在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
“四大”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已被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自信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的“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审计实践表明，“四大”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四大”多“门”
早在2001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2001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2006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2005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问题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因失察，普华永道被G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在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我们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是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的“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遭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2005年9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付出至少2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审计公司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的。2006年5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财务丑闻背后都有“四大”身影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四大”越来越多的掺假涉假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IBM、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美国国税局声称，会计师事务所的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在倒闭前的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GE）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美国证监会（SEC）的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事务所的独立性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