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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能够抗衡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唯有国有企业 在企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如微软公司销售额与利润额超过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普遍超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民族企业。市场开放与自由竞争的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实力严重悬殊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使后进国家的弱小的民族企业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猎食与并购对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唯有国有企业。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各国民营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当然，在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的某些行业，也有成长为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民营企业，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场保护下成长壮大的。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私有化”实现短暂民营后，很快在“国际化”下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给予其资金援助。而墨西哥能在爆发危机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与苏东的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
“主力军”的地位与作用已被严重侵蚀
综观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增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职能。应该按照这三大职能，重新认识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一个企业，盈利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生产财富、创造就业、依法纳税是国有企业与其他各类企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大改革、管理与创新力度，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实现利润1。62万亿元，同比增长31。6％。中央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较快发展，实现销售收入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实现利润0。5万亿元，同比增长37。4％。 尽管这些数字令一向不满国有企业效益的人士质疑，但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发展统计数字同样也令人怀疑，尤其是向国家上缴的税收与其所炫耀的增长成就（集中在对国家GDP的贡献）远不成比例。实际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是“兄弟之争”，《诗经？小雅》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果说民营企业避税至少还可以变相实现藏富于民的话，那么外资企业则完全不然。外资企业虽然创造了GDP，但要拿走财富，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民族工业与经济体系、严重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以及日趋严峻的金融风险。
国有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职能 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会承担一些社会职责，这同样与这些大型企业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在国内、地区乃至国际同行业中居于垄断（市场或技术垄断）地位，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承担一些社会职责。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诞生以来，不论规模大小、盈利多少、层次高低都“一篮子”承担了各项社会职能。它们不仅要全盘考虑本企业职工的就业、培训、住房、医保、养老等一切问题，而且还有子女、老人乃至周边社区的负担，并且要尽其所能地体现职工当家做主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仅要背负如此重任，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竞争，而且还承担社会经济转型的重任。以此指责国企的效率，就好像拿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比油耗，谁的油耗高就推定谁缺乏效率，岂不荒唐。中国社会经济今天有如此成绩，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能获得如此迅速成长，不能切割与国有企业所肩负重任的关联。且不论众多民营企业脱离不了转移国有资产的“原罪”，就是诸多外资企业的发展也直接是“国退洋进”的结果。
如果说，作为国民经济“生力军”的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成效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现阶段主要是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寄托期望 且不说拉美、苏东、东南亚等地区有层出不穷的教训，即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就拿前文提到的物流行业来说，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了发展空间，赢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在中国全面“入世”，国际“四大”物流巨头大兵压境后，过去一向信誓旦旦与外资物流巨头一决高下的中国民营物流企业纷纷“缴械投降”，竞相向外资物流企业“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就是外资物流巨头报出了远远高于这些中资物流企业自己评估的收购价格。大利当头，脊梁股一下子便软了。当然，民营企业家逐利，无可厚非；要求他们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有些过分。君不见，为获得外资待遇，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港“回流”中国大陆的大量“外资”多半是民营资本。大凡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境外不开设资金账户的恐怕是凤毛麟角，拥有多国护照乃至他国国籍的也不在少数。倘若中国这只大船遭遇风疾浪高，危在旦夕，准备与普通大众同舟共济的民营企业家会有几人？所以，能承担国家经济安全职责的，责无旁贷地落到国有企业的肩上。
国有企业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 国有企业通过部分资源（包括政策与自然资源）与市场垄断，积累起一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一国、地区乃至国际市场可以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形成有力的经济制衡，从而维护东道国的市场稳定与经济安全。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这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共同职能。近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宏观调控成效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资力量的强大与国有经济的削弱。当今世界，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增强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实践经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国有企业最具优势的领域。可以推断，国有企业为中国建设创新性国家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确保“三分天下”，“主力军”顽强抗争
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势头越来越盛，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中国企业”的情绪近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只是国际保护主义因应中国快速崛起的开始。未来，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强烈的经济摩擦，越来越大的开放压力，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尤其是金融风险。新中国成立后，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纲领下，中国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由此，我们才得以克服一个又一个经济难关，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退洋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显著成绩，但这基本是在“国退洋进”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产权明晰”与“减员增效”的口号下，出售国有资产，甚至包括战略性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与私有化）在中国国内非常有市场，这恰好便于跨国垄断资本实施行业收购与经济控制，最终实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接管”中国经济的目标。国有企业一再退让，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例已不到10％，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前文已提及，国际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最可靠的依托。至于国有经济的治理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其治理好坏与产权形式并不必然相关。当然，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治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观感，甚至直接影响国有企业存在与兴盛的社会基础，因此轻视不得。
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企业退守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触目惊心。量变会引起质变，民企、外企与国企“三分天下”的态势已经显现，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而且在现有改革开放的逻辑思维下，未来，为确保“三分天下”态势进行顽强抗争的，只能是国企。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适逢其时！
全球化没有改变“国家利益至上”观
叁
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韩德强《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大萧条》
奇异“中立”再次上演
国内媒体就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并购纠纷自2007年4月后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多位学界骚人纷纷搁笔费评章，孰是孰非争得不可开交。就主要媒体所披露的资料来看，娃哈哈与达能的各自是非都很明显，管理者或代理人一己之私利不仅是矛盾的重要肇始，也使并购纠纷更加扑朔迷离。
2008年7月30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法国达能集团要求撤销杭州仲裁委员会于2007年12月就“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所作出的裁决的申请。至此，围绕“娃哈哈”商标归属问题长达一年多的争议尘埃落定。电子书，最终确认“娃哈哈”商标依法归属于杭州娃哈哈集团。
学者毕竟无法代替或担当仲裁者与执法者，但是学者的道德水准、立场观点会影响相关舆论，甚至影响相关决策与仲裁。在并购纠纷过程中，中国一些学者与官员的立场与思考令人诧异，他们还不甚清楚问题的原委，劈头盖脸“就是娃哈哈的不是”，迫不及待大声疾呼要仲裁者与执法者“一视同仁，公正对待，否则影响到吸引外资”。主管相关事务的××部更为荒唐，举起“中立”大旗，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观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观的是外人在本土的厮杀，如今咱们横眉冷对的是自己与别人在本土的厮杀。连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外资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而该部门此前却有高官抱屈“外资遭遇不公正待遇”等莫名其妙的言行。本着职业习惯，笔者不由自主地思考：一国法律政策到底为谁的利益服务，一国学者还有官员在遇到类似纷争中为什么会出现在本国大众来看“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
全球化导致“经济无国界”？
“很是离谱”的观点与立场，也都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经济无国界”论。为什么在一些学者那里会出现“经济无国界”的幻觉，约略推敲，主要有以下缘由。
“经济全球化”盛行，“经济无国界”雀起 二战后，世界出现一股跨越国家边界、超越民族藩篱的社会经济文化潮流，这一潮流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呈现加速趋势，理论家称之为“全球化”。由于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们习惯唤之“经济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佐证的有：国际商品贸易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