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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无国界”实质就是为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资本扩张扫清障碍 “经济无国界”不仅有实践明证，而且更有理论支撑。新自由主义者就是“经济无国界”的积极鼓吹者。不容否认，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但在被政治化、范式化以及其功用被近似无限放大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为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充分利用其占据的理论高地与国际话语权，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持续地为他国培育了一大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高级人才，并千方百计利用国际组织施压、诱导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与国际化。在美国的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经济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正因如此，有多个国际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旨在推平中国的国界 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人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意志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由此生成了相关利益集团，强化了相关部门利益。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巨大好处的同时，也付出资源、环境、劳动者生命健康、社会矛盾加剧以及民族产业受到空前挤压、民族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等诸多代价。但是，在一些学者与官员眼中，只看到获得巨大好处的光环，而不见付出重大代价的阴影。在利益集团、部门利益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持续影响下，出现了更危险的倾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日渐模糊淡薄，代之以消费者权益至上、股东权益至上。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力扩张，涉外利益集团的积极游说，一些学者也不断呼应国际思潮，认定“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跨国公司增加了中国的GDP，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民族企业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全球化下，只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企业。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中，是没有民族认同、民族归属问题的，只有利润认同、利润归属” 。
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今世界的基础
公民有国籍 笔者有过多次经历，当进入另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境时，东道国的关检人员对他国人员的检查要比本国人员细致得多、严格得多。不用出国，同样可以感知，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处长年累月都有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这些都在暗示：世界不仅国家界限分明，而且国家大小、强弱、富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相关公民、企业在国际场合也享受着不同的待遇与体会到不同的尊严。游走于国家间的所谓“国际公民”，从国际组织或不同国家领取薪水，其地域与国家观最为淡薄，但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一般非富即贵。即使这样的人一旦出现重要麻烦时，还是要向自己的母国寻求保护的。对于绝大多数公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籍，无法游走于国家之间，无法在海外开设账户，无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就学就业。他们只能固守本土，全身心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把自身的全部希望与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敏感地捍卫着自己民族的利益与国家的尊严。
企业有国别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哪里有利可图，企业的身影就活跃在那里。即便如此，企业仍然有着明确的国界。且不论企业有法人注册地与出资人国籍的差异，跨国公司赚取的利润都有比较稳定的流向，那就是母国。跨国公司对母国的认同远远超过对东道国的认同，尽管为其发展需要通常也能部分反映与满足东道国的利益，但是一旦东道国的利益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大的冲突时，跨国公司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母国一边。“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 。母国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各类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或国际惯例，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如制造或加剧东道国经济与金融动荡，以便火中取栗，东亚金融危机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与对冲基金就曾扮演过这类角色；或在两国交恶时扩大诸如贸易禁运、技术封锁等经济制裁，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就曾利用美国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阻止向苏联出售技术。
国家依然有国界 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即便欣欣向荣的国际合作也未能动摇这一趋势。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国际竞争存在于各类市场以及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不仅个人、企业、机构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政府、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强。当今国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实力、发展意愿、国际秩序等局限，一般都停留在商品、资源等低层次上竞争，相互之间甚至为既定的市场规模而怒目相向，打得头破血流；而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与垄断地位，在规则、标准、话语权（如知识产权、贸易规则、金融市场准入等）上展开竞争，以维护或谋取更大的主导与垄断地位，由此坐享其成，取得一本万利的经济收益。旷日持久的WTO谈判就是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缩影与集中体现。
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幻想甚至妄想 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只要有经济国界，就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竞争、财富分配的竞争，这在宏观上越来越集中于经济战略的竞争、规则的竞争、话语权的竞争，在微观上则越来越集中于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的竞争、技术管理的竞争、品牌的竞争。国际商品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国际公民”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变这一事实，而且使国家利益在更加复杂的表象下争夺得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也都是从本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相机制定对外经济政策。2005年，当出现百事可乐欲以300亿欧元收购达能的传闻后，立即激起法国从上到下的反对，法国总理就此事向法国公众公开表示，他已向达能公司CEO保证，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护法国达能的利益，确保法国达能在法国的未来”。
“国家利益至上”不可动摇
2006年6月，三一重工老板向文波的一记博客（有关对美国凯雷并购徐工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争论。2007年4月杭州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的并购纠纷又将这一争论推向高潮。鉴此，有人将2006年看作是“中国并购争论年”。持续发烧的争论，给中国热络的互联网狠狠烧了一把火，中国的网民由此激发出参政、议政的无限热情。笔者建议，未来的中国史学家应将2006年当作“中国大众社会元年”。近乎两整年，纷纷扰扰，未有休止。包括“振龙拍虎”在内，在2008年都有结论，结果自然是网民的胜利，是大众的胜利，也是民族的胜利。其时本人在媒体与形势的感召下，也凑了几回热闹。下文是本人应《中国经营报》之约撰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外资并购争论热络下的冷思考》（2006年9月24日发表），自以为能代表本人对这场大争论的肤浅见解，也能融入本书的逻辑体系之中。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外资并购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争论十分热络，这应是一个好兆头，以众说纷纭替代“一言堂”，以不断争论替代迅速定论，当然是历史的进步。本人本无意参与，因为很多东西的确是雾里看花，谨慎行事就是顾虑“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但是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本不成熟的看法不经意被登报后，发觉记者的解读与我的思考有些出入，因此不得不就此作些澄清。
首先，不可逾越的工业化决定了制造业是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外资并购徐工等中国制造企业所涉及的产业安全问题很重要，相关讨论也并非都是民族情绪的流露，而且即便流露出某些民族情绪，也并非都是不好的。国际经验反复表明，大国在向强国迈进的征程中，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制造业体系，更何况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近代史充满了被欺辱记录的发展中大国。制造业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一般的经济安全，而且还涉及国防安全——坚实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业，更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而强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的基础则是重装备制造。因此，徐工并购案不是普通的一般制造业并购案，其所掀起的产业安全问题的讨论无论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是深远的。此外，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都出现抬头趋势，这对中国企业跨出国门，实现全球化战略十分不利。在此情形下，中国国内民族情绪的适当流露，可以增加我国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之筹码，同时也是对相关部门因部门利益膨胀，或为境外利益集团驱使充当代言，而忽视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一个有效制约。
其次，比制造业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金融安全 本次由外资并购所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相关的讨论似乎有些不够冷静，舆论过分把焦点放在徐工并购上，模糊了细致、全面审视国家经济安全的视线。实际上，外资并购所带来的制造业（狭义产业）安全并不是我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问题，金融安全应该更为重要。所以，回顾总结这次大讨论，讨论的方法和重点出现了偏差，金融安全没有纳入重点讨论的范围。在国际上，极少听说因为制造业安全而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相反由于金融风险所导致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却屡见不鲜。原因很简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虽然难以立国，但是可以强国，可以弱国，还可以亡国。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次讨论过程中，由于将注意力过多地给予制造业，而忽视了中国金融业本身存在的巨大风险。此前，国有银行业的操作风险、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一连串问题引起学者、舆论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不知为何，视线转移了，焦点转移了，丢了西瓜，捡到的即便不是芝麻，相对于西瓜来说也小了许多。况且，制造业安全问题不是体系性的，而中国金融则是在脆弱的基础上正在酝酿着整个金融体系性的风险。不仅各类银行积重难返，而且证券、保险、基金等问题堆积如山，此外，不断飙高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国际热钱投机炒作等压力络绎不绝。这些都需要强而有力的监督管理，而我们的监督管理无论在体制、机制、能力以及道德操守上都与确保金融稳定发展的监督管理要求相去甚远。
最后，国家整体安全大于局部安全，综合经济安全要大于个别产业安全 一方面，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大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已渐行渐远，非传统安全已逐渐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大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应当以更新的安全观来应对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这不仅要求对外奉行“互利、协作、共赢”，而且对内要实施“整体、综合、核心”。即在经济全球化使相互依赖加深的前提下，只有“互利、协作、共赢”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而要实现之，则必须有所取舍，不能通吃独占，什么产业都力求安全则最终什么都不安全，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应追求的是整体安全、综合安全、核心产业安全，而且这些安全的追求还应是动态的。综观国际经济大势，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具体落实在经济结构中，则是商业物流业控制制造业，而金融业又控制商业物流业。因此，发达国家避实就虚，向外转移制造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则通过金融业牢牢占据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所以，从国际经济秩序与竞争态势来看，金融业仍是全球化下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最核心的安全。当然，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同样是整体安全与综合安全，因此大国在构建经济安全体系时，必须关注各方安全漏洞，防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范出现安全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薄弱环节依照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内在逻辑，可约略罗列出主要的经济隐患：信息、自主知识产权、商业物流、装备制造业、矿产资源、粮食食品等安全。这些领域的问题都已相当突出，而且相互作用，这表明中国经济安全已进入高风险时期。因此，如何在“矛盾凸显期”缓解矛盾，抓住“黄金发展期”的难得机遇，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
“市场换技术”忽悠了谁
肆
改革开放以来，在某种奇特思想指导下，中国出现了很多奇特的认识，如“造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