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便利融资等等手法以吸引外资，降低外资零售巨头的经营成本。许多上好的商业地段被拱手让给外资企业，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拆除原来属于国有商业企业所在黄金地段的店铺，让给外资企业，从而使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商业网点规划变成了挤压国内企业、给外资“腾地方、送网点、圈地盘”的规划。这变相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使中资零售企业面临不平等竞争。截至2001年底，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外商投资零售商业项目有49家，但是各地越权审批的达到316家。 由于越权审批现象严重，各类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大量涌入，影响了国内商业的正常发展秩序。
有选择作为：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有利可图则积极作为，无利则不作为，或少作为，或消极作为 2003年12月，某部门起草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办法》，将外资在中国商业领域投资过程中无违规行为的列为A级，有违规行为但予以规范的列为B级，违规且未规范的列为C级。《办法》规定，违规行为在进行规范后1年内，不能申请开设新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博弈（八易其稿）后，《办法》终于出炉，然而对违规企业进行分级管理的条文因为外资企业的激烈反对而被取消。
家乐福利用其局部垄断优势，收取供应商“进场费”早已是个公开秘密。“进场费”五花八门，包括“出厂价让利”、“法国节日庆”、“新店开张”、“老店翻新”等二十多项，所有企业无一幸免；特别大的特定客户进场费只有5％，而炒货行业则高达销售额的30％。其实，这应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大型连锁超市向供货商乱收费的现象，全美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起来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最终促使《罗宾逊波特曼法案》的出台，规定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商家不得向供货商收取进场费等。法案有效遏制了超市乱收费的现象，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应当有所作为。
经验表明，外资零售巨头一旦落地开张，一般会造成所谓的“三公里死亡圈”现象，三公里之内的同业态店铺都会受到影响。2006年12月底，一份北京报纸报道了一条小消息，传说家乐福要在北京北部一个庞大的居民区开业，结果导致一些中国超市纷纷撤离，因为他们无法与家乐福抗衡。美国有的州直接禁止沃尔玛这样的公司进入，有的州允许进入，但必须课以重税，并且在营业时间上有着苛刻的规定。我们的管理部门应当学习学习。
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经济界一句名言曾广为流传，即“谁控制了法国的商业流通业，谁就控制了法国经济，谁也就拥有了法国”。法国政府的确也如此作为，限制外资商业企业在法国的发展。世界多个国家政府也是像法国那样作为的，法国家乐福集团因此在全球屡遭挫折：早在1993年就完全退出美国零售业市场；2005年，亏损3亿欧元，退出日本市场；2005年退出捷克与墨西哥市场；2006年，退出韩国市场；2007年，退出瑞士市场。我们并非要逼退外资零售巨头，而是要问，我们的管理部门做了些什么？
2008年9月相关部门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权（包括营业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大幅度简化外资商业企业的审批程序，审批时间可以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家乐福等外资商企摩拳擦掌，积极部署，大展在华宏图。地方政府则如久旱逢甘霖，为了GDP政绩，新一轮引进外资的热潮正在掀起。在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指出，将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这一决策对国内民族商业企业的发展是个沉重打击，政府应将大型超市审批权回收中央，从长远来说，内需的拉动必须依赖于发展和壮大国内零售企业。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强盗”
贰
凡是媒体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体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变成了假的。
——法国《外交世界》主编拉莫内
2008年，围绕“中国制造”、“拉萨3？14”与奥运火炬传递等系列事件，一向以真实、客观、公正自居的西方主流媒体公然违背新闻伦理，歪曲报道，甚至制造传播谣言，激起全球华人义愤，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中西舆论较量中，中国的传统主流媒体显得软弱无力，而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爱国主义的鼓舞下显示出强大力量。在西方媒体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竞争主导权的态势下，如何坚守阵地、突破重围、赢得主动，是中国传媒业必须直面的挑战。
信息时代的“流氓”
“打鸣的公鸡”与“下蛋的母鸡”所谓传媒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广义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与互联网。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媒体作为政治的“喉舌”或大众的“看门狗”，长期具有“打鸣的公鸡”的职责；而作为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媒体同样有“下蛋的母鸡”的功能。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进入门槛较高，是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同时，各类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即传媒的信源）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传媒业还具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特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因此，传媒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兼有文化、政治等多种属性，从而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拦路强盗”与“第四权力”传媒是基于社会共同的信息需要而产生的，通过褒扬、贬斥、劝服、引导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由此产生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力。美国著名学者、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把这种权力称为“软权力”。奈认为，在全球传媒时代，媒体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它可以让突发事件不致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危机；与此同时，也可以使危机升级，毁灭现有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社会中，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除了立法、司法及行政权力外的“第四权力”。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拉莫内则更进一步认为：今天，媒体巨头已经一跃成为继经济力量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支配力量，政治力量退居第三位，必须服从于经济和媒体。
媒体巨头、金融寡头与巨型高新企业CEO是当今世界最有力量的核心人群。新闻记者埃莉斯？奥肖内西把他们称为信息时代的“流氓”或者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拦路强盗”：“他们是计算机、娱乐以及电信行业的领袖，他们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足以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兴风作浪。”其中，媒体巨头尤为突出，金融寡头与巨型高新企业CEO都要借助媒体扩大其影响力。在英国一家家政杂志公布的“英国100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排名第89位，而默多克的长女伊丽莎白？默多克（英国的天空广播公司的节目总监）却排名第一。
拉莫内如此勾勒媒体无与伦比的力量：当今社会，真与假有了新的定义，凡是媒体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变成了真的；反之，凡是媒体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变成了假的。中国古代“三人成虎”的寓言故事不断被西方媒体真实演绎。温室气体排放是否导致地球变暖，而地球变暖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本身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是近年来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定论，而被世界广泛接受，这就与西方媒体的步调一致的宣传报道密切相关。
政媒联手，法力无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为防止大公司对信息的绝对垄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本着反托拉斯原则，限制电视网络在全国的占有量，对电台、电视台的并购实行严格限制，规定一家公司在一个大的当地市场只能拥有4家电视台，在小的市场只能拥有3家，电视网不能占有全国市场的25％。但是，媒体巨头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公关游说，默多克还向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预付450万美元稿费，以让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相关电信法案尽早在国会通过。1996年，国会批准了《1996年联邦电信法》，法案取消了一家公司拥有电视台数量的限制，电视网可以占有全国市场份额由原来的25％增加到35％，由此广播电视业并购兴起，传媒垄断由此形成。默多克的一位资深助手曾感叹说，在操纵政客为自身利益服务方面，从未见过比默多克更精明的人。
媒体背后总不难找到国家的支持力量。西方传媒多数由私人和财团投资兴办，其控制权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但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多种“软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制约和调控，如政府广告选择、决策传播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改善、远程传输光缆提供、卫星技术帮助，以及对传媒的传播活动进行管理，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控制消息发布源等等。政府的影响力无处、无时不在。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揭示：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束缚，一方面受到来自大广告商和大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受到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因此，政府和媒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媒体受到政府束缚与管理的同时，也得到政府力量的支持，由此媒体通过市场与国家的双重力量向世界扩张。
翻云覆雨，驰骋全球 当今，全球50家媒体公司占据了95％的世界传媒市场，90％以上的新闻由西方媒体垄断，其中有70％是由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等巨型跨国传媒集团控制，仅美国就占据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市场调研表明：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2007年，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营业收入447亿美元，依照年末汇率折算，约合于33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与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3440亿元人民币总收入相当。时代华纳旗下有130种期刊，其中《时代周刊》年收入约10亿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7亿美元。另一个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公司之一，净资产就超过400亿美元，业务涵盖电影、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发行，无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以及数字广播、加密和收视管理系统开发，是个道地的庞大的传媒帝国，默多克本人的影响力则遍及西方朝野。
“本土化”亲近中国
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2007年中国传媒业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从内部产业结构看，图书出版和移动媒体在市场规模上居前两位，远超其他媒体。2008年中国传媒业的总产值估计为5440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图书出版和移动媒体继续占据市场前两位，将分别达到1316亿元和1249亿元。世纪金融大危机，西方传媒市场集体遭遇重创，广告业迅速萎缩，但是中国仍旧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与德国的世界第四大广告市场。拥有13亿受众且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传媒业是西方传媒巨头尚未实施控制的最大一块“处女地”，而中国独具特色的政治与文化，则被西方传媒视为最大一块尚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因此，这些传媒巨头总是竭尽所能要进入这一市场，影响、渗透中国的政治文化。
强大而持久的叩门攻势 为进入中国市场，拓展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帝国信息边疆”，西方媒体发动了强大而持久的叩门攻势。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巨型传媒集团就拉开了进入中国传媒业、娱乐业的序幕。西方国家的政府当然对传媒业的跨国扩张给予积极的支持，借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为西方传媒要价、开路。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首次访华，贝塔斯曼乘机将“书友会”的概念带到了中国，这在当时的中国市场上是少有的案例。西方传媒巨头深谙中国政治的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拜会中国政要，以借机进行公关游说。2001年3月，维亚康姆总裁雷石东在拜会中国领导人之后，就与中央电视台以及上百家地方电视台展开一系列合作。不过，长袖善舞者非默多克莫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频繁造访中国，拜会中国政要，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由此新闻集团成为令其外国同行艳羡不已、深入中国腹地最深，同时也是对中国传媒业影响最大的西方媒体巨头。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实”西方媒体对中国渗透的重要策略就是“本土化”。跨国传媒巨头清楚地认识到，要让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鲜明政治特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媒体，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闻集团星空卫视确实是境外电视频道中本土化做得最彻底的，不仅全部用普通话播出，连英文名字也直接用拼音“xingkong”。星空卫视还网罗了一批中国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与其他洋电视把卖点放在“开洋荤”的做法不同，星空卫视一个节目都不引进，从创意到制作全部在中国完成，用星空传媒一位人士的话说，“压根不考虑老外观众”。维亚康姆在“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落实”的经营策略下，选择了音乐电视作为进入中国电视市场的主打产品，利用其旗下的“MTV”著名品牌，制造MTV中文频道，主持人本地化，通过数十个有线电视台深入到几千万户家庭。此外，还有大量境外传媒的节目，通过赠送、低价销售、甚至支出播出费的方式进入内地有线电视系统，或者通过与内地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