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微笑和观察后，他们发现，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回应一个微笑。这个结果让他们觉得需要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这句名言做些修改，“如果你微笑，全世界半数的人都会和你一起微笑”才是更科学和更精确的说法。
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人们会主动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这种能力在团队生存、培养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模仿他人的表情，我们能够迅速感受到别人内心的那种感觉，因而更容易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沟通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如果一群人中有一个人笑了，其他人就会自动模仿这个人的面部表情，从而变得开心起来。如果有人感到很伤心、很害怕或者变得惊慌失措，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也会感染其他人。这种效果和铅笔实验的结果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笑声是有感染力的。当人们看到或听到另一个人大笑时，他们很有可能会模仿这种行为，于是自己也开始大笑，进而就会真的感觉某种情形很好笑。正因如此，很多电视节目会使用预先录制好的笑声。19世纪的戏剧导演都会雇一名笑声特别有感染力的“职业”观众（被称为“哄笑者”），借用他们的笑声去影响其他观众，从而产生哄堂大笑的效果。
虽然这种感染力的效果通常来说都比较有限，但有时候也可能出现失控的情况，甚至有可能导致数千人大笑不止。1962年1月，三名就读于坦桑尼亚一所教会寄宿学校的少女开始发笑。＇21＇她们的笑声出现了传奇般的感染力，全校159名学生中竟然有95人被感染，到了3月份的时候，形势依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学校被迫停课。据说被感染的学生笑起来短则几分钟，长则数个小时。虽然大家都笑得浑身乏力，但所幸没有出现悲剧性后果。学校在5月份开始复课，但仅仅几个星期后，又有60名学生感染上了“狂笑病”，学校被迫再度停课。然而，停课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几名回到家乡纳桑姆巴的女孩子很快就把“狂笑病”带到了镇子上，10000名居民中有200多人立刻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笑声之中。真不知道她们老师的名字中是否含有“好笑的K”。
躺椅上的喜剧演员
几个月后，我们的笑话实验室已经收到了25000多则笑话和大约100万个评分，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也已频频曝光。就是此时，奥斯卡奖得主、加拿大纪录片制片人约翰·泽瑞斯基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是否愿意帮忙拍摄一部有关笑话实验室的纪录片，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幽默进行一番探索。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很快就踏上了一次全球笑话探访之旅，看看到底是什么会让世界各地的人哄堂大笑、咯咯傻笑或笑不出来。
作为电影的一部分，约翰邀请我到洛杉矶对一些得分较高的笑话做一些实地测试。我仔细搜索了现有的数据库，并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笑话作为测试对象：英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和美国人觉得特别好笑的笑话。2002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市一家名叫“冰屋”的喜剧俱乐部里，我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年轻漂亮的女主持戴比·古德瑞斯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解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她给大家简要介绍了笑话实验室项目，然后说我将上台给大家讲几个笑话，实验证明，英国人觉得这些笑话特别好笑，戴比说她自己也会讲几个美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几分钟后，我走上了舞台。这又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戴比首先讲了一个经典的笑话：
一名妇女对男药剂师说：“你这里有伟哥吗？”
药剂师说：“有。”
妇女又问道：“在柜台就能得到吗？”
药剂师回答：“我只要先吃两颗就可以。”（译者注：妇女说的“Can you get it over the counter”是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直接购买吗”，但药剂师错误地理解为“你在柜台这里就可以勃起吗”。）
戴比把笑点给搞砸了，所以这个笑话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现场几乎可以说没有人笑出声来。接下来该我了。我决定先讲一个与医生有关的笑话，这个笑话在访问笑话实验室的英国人中可以说备受推崇：
一名男子到医生那里去做检查。检查结束后，他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医生回答说：“十。”这名男子看起来一头雾水的样子，他又问：“十什么？十年？十个月？还是十周？”医生回答说：“九、八、七……”
结果现场依然是一片寂静，我敢说如果有根针在此时掉在地上，我一定能听到。或者说如果有一只鸭子掉在地上，如果这听起来更好笑的话。接下来的几个笑话也没能打动观众，最后戴比说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笑话，现场这才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两个同性恋者和一个侏儒走进了一家酒吧……”
如果仅从笑话实验室的数据来看，大约三分之一的观众应该会觉得我们讲的笑话比较好笑。然而，实地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个比例接近于零。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为我们的实验投票的人可谓形形色色，然而，喜剧俱乐部里面的观众却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比较喜欢大胆、无礼、带有污辱性或攻击性的笑话。在喜剧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魔弹”，没有一个笑话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常好笑。说到底，这就是笑话和人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冰屋”俱乐部中，我们显然是完全搞错了实验对象。在实验的最后，当我们宣布最爆笑的笑话时，这个论点也再次浮出了水面。
虽然站在“冰屋”的舞台上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但站在后台和其他表演者共同等待的时刻却有趣多了。如果大家不考虑“滑稽”一词的双重意义，我想说专业的喜剧演员的确是一群非常滑稽的人。他们选择了一种并不容易的谋生方式，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每个晚上，他们都得登台演出，要尽其所能让一群陌生人哈哈大笑。不管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感受，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必须要以滑稽搞笑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正因如此，一小部分心理学家对分析专业喜剧演员的心理产生了兴趣。
好莱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曾经说过：“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多少乐趣。其余的时候我一点乐趣都没有。”人们对于《悲伤的小丑》会有一个刻板印象，那么这种观点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其实生活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例子，其中就包括英国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一生都备受躁狂抑郁症的折磨）和美国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以及约翰·贝鲁西（据说两个人都死于自杀）。
197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塞缪尔·詹纳斯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分析了喜剧演员的心理。詹纳斯热切地希望能够探索《悲伤的小丑》这种流行刻板印象的真实性，于是对55位非常著名的专业喜剧演员进行了专访，以研究他们的生活。＇22＇詹纳斯找到了一些喜剧界的顶级大腕，他们只跟年薪不低于六位数、而且享誉全国的人共事。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拥有较高的智商（有几个人甚至达到了“天才”的水准），80％的人在一生中曾看过心理医生，几乎所有人都特别担心环绕他们的明星光环会慢慢变得暗淡无光。这些发现让詹纳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其中有几个人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收获名声和好运带给他们的丰硕成果，但他们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詹纳斯的研究报告还提到了与那些熠熠生辉但心存焦虑的专业喜剧演员共事的问题。虽然他们的智商都很高，但詹纳斯表示：“问题不在于让他们做出反应，而在于持续安抚他们那焦虑不安的心理，并且一再让他们确信自己的确做得很好。”此外，詹纳斯也提到，在被问及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经历时，有几位参与者说治疗师让他们“躺到躺椅上，并且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没过多久他们就说：“感觉就像是治疗师在费城表演喜剧一样。”
假装世界永远滑稽
詹纳斯将喜剧演员描绘为“悲伤的小丑”，但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分校的心理分析学家西摩尔·费舍尔和罗达·费舍尔在1981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詹纳斯的说法。＇23＇费尔舍兄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40多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和小丑，其中包括席德·凯撒、杰奇·梅森和小丑布林科。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不错的图书——《假装世界永远滑稽》。
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做了一个经典的弗洛伊德式测试，也就是著名的“罗夏墨迹测试”。他们请参与者观看模糊的墨迹，并请他们说出墨迹让他们想到了什么。该测试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有一则著名的弗洛伊德式笑话甚至也是以此为主题的：
一名男子去看心理分析师。分析师拿出了一叠印有墨迹的卡片，让这名男子一张一张地观看，每看完一张，分析师就会问他卡片让他想到了什么。这名男子看完第一张卡片后说：“性。”然后他又观看了第二张卡片，这次他说的依然是“性。”事实上，他看到每一张卡片后都回答说：“性。”心理分析师以非常关切的表情看着他说：“我并不想让你担心，不过你看起好像满脑子想的都是性。”这名男子听后大为震惊，他回答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拿着整叠色情卡片的可是你啊！”
据费尔舍兄弟描述，大部分的测试都是在餐馆和马戏团的化妆室里进行的，测试往往很难进行，因为总有不相关的人或者演员来打断他们。
费舍尔兄弟的研究结果与流行的“悲伤的小丑”概念以及詹纳斯此前的研究结果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喜剧演员和小丑很少会患上心理疾病。尽管专业喜剧演员的工作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费尔舍兄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受访者看起来心情都非常开朗，而且精力充沛，把自己调整得很好。
费舍尔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喜剧演员和小丑们的童年经历。他们表示，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呈现出了搞笑的天分，而且常常被看作“班级小丑”都是活宝级的人物。很多人承认曾拿自己的老师开过玩笑，这一点也很符合幽默的“优越性”理论。其中一位表演者还记得老师让他在黑板上拼出表示“石油”的英文单词Petroleum，结果他快步走到了教室的前面，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Oil。专业的喜剧演员大多出生在相对贫困的家庭，童年可能过得并不愉快，所以他们的表演或许是想获得观众的喜爱，以此弥补童年时代的缺憾。有很多传闻逸事能够支持这种观点。伍迪·艾伦曾经说过，“被接受的需求”是其滑稽表演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杰克·班尼不喜欢去古巴度假，因为那里没有人认得他；W。 C。 费尔兹也曾提到，他之所以喜欢逗人们发笑，是因为“至少在那短暂的时刻里，他们是爱我的”。
费尔舍兄弟研究工作的第三个组成元素是探索与好笑有关的心理特质。有几名表演者承认，他们对芸芸众生和他们的各种行为充满了好奇，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观察他人的生活，直到发现某些古怪的特性为止，而这些特性就成为了创作某个新笑话或表演题材的基础。费舍尔兄弟发现，喜剧演员和社会学家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这两种人都会时常关注人类行为中的新鲜面，唯一的重大差异就在于喜剧演员这么做的目的是找到让人发笑的灵感，而社会学家的目的是将这些观察作为学术论文的基础。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研读社会学家的著作，所以我斗胆提出一个观点：这种区分方法并不能清楚地描述这两种人的差异所在。
费舍尔兄弟还对喜剧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看到墨迹时，人们通常会看到某种影像，但很快就会意识到也能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墨迹。他们对喜剧演员就随机呈现的墨迹所联想到的影像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的参与者通常会把墨迹想象成“不错的怪物”，方法就是把有威胁感的图案转化为更为亲切随和的事物。“嘴里喷火的龙”会变成被误解的高贵角色；“肮脏的土狼”会变成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宠物。在费舍尔兄弟看来，喜剧演员和小丑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应对那些可能会带来困惑和苦恼的事情，而墨迹测试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忧伤以及心理疾病相关的，而费尔舍兄弟并不是唯一质疑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詹姆士·罗顿对霍夫曼所著的《逝去的娱乐名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著名喜剧演员的生卒年份与同一年出生的非喜剧娱乐名人进行了对比（罗顿报告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喜剧演员，因为他发现很多女性喜剧演员的年龄都不可靠，而且与其他的传记资料不符，这可能也算是喜剧的时间心理学现象吧）。＇24＇罗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幽默与长寿：搞笑艺人能笑到最后吗？》。罗顿认为，喜剧演员并不会比其他娱乐艺人更早地离开人世。有关喜剧演员死因的后续研究（收集了1980～1989年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名人讣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喜剧演员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癌症、肺炎，或者因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每晚的滑稽演出所带来的明显压力会让喜剧演员比较短命。
罗顿的研究成果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能够呼应的，比如说笑看人生能够减缓焦虑情绪，如果一定要说喜剧对人有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喜剧会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在13世纪时，外科医生亨利·德·曼德维尔曾推测笑声可能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他表示：“外科医生应该禁止患者生气、怨恨和悲伤，并要提醒患者，快乐会让人心宽体胖，而忧伤会让人骨瘦如柴。”几百年后，莎士比亚也呼应了这种理念，他表示：“让内心充满欢乐与喜悦，这能够让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