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心理学- 第28部分

20世纪70年代，伊利诺伊州密利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福布斯和他的同事们想要弄明白哪个宗教团体最乐善好施，哪个最不愿助人。＇35＇直接询问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他们是不是好人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很可能会说自己是好人。相反，研究人员咨询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学家，请他分别找出某个地区最开放和最保守的十个教堂。在周日礼拜时，研究人员悄悄地走到教堂的外面，把信封丢在教堂的门口和停车场里。接着他们也在当地天主教堂的弥撒时间重复了同样的举动。

这些信都是密封好的，但都没有贴邮票，收信人都是当地的居民“弗雷德·加斯里夫妇”。为了确保丢在开放教堂、保守教堂和天主教堂的信件能够加以区分，实验者为弗雷德设计了三种不同的中间名首字母。粗略来说，丢在三类教堂外面的信封都有40％左右顺利寄达了收件人。由于所有的信封上都没有贴邮票，所以捡到信封的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可以在信封上贴上一张邮票然后再投进邮筒，也能够以欠邮资的形式寄给收件人。研究结果显示，天主教徒和开放派人士显得更为慷慨一些，分别有89％和87％的人自掏腰包在信封上贴了邮票。但只有42％的保守派人士会如此好心，剩下的信封都因欠邮资被退了回来。正如研究人员所言：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保守派人士和开放派人士以及天主教徒一样乐于帮助陌生人；但他们不太愿意为此多花几分钱。

这并不是唯一质疑虔诚的宗教信徒助人为乐意图的实验。1973年，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C。　丹尼尔·巴逊针对宗教和助人为乐做了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36＇在实验开始时，他们请全球最顶尖神学院的实习牧师依据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准备一篇布道词。这个广为人知的圣经故事说的是有个人被窃贼痛打了一顿，此时正躺在路上呻吟。有好几位牧师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过，但他们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最后，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特意走上前去帮助这名男子。寓言的末尾鼓励大家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实习牧师准备好布道词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布道的地点是在另一幢建筑内，然后把新地点的方位告诉了他们，让他们自己过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但实验者会在路上暗暗地观察这些实习牧师的一举一动。

两幢建筑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每名参与者都会在途中遇到一个显然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是一名演员扮的）。这个人头朝下倒在一个门口，双眼紧闭。每位参与者经过时，演员都会发出一声足以让人听到的呻吟，并咳嗽两声。实验者想要知道这些实习牧师会不会言行一致，以帮助那名男子履行自己在布道词中所宣讲的内容。虽然他们走在去布道的路上，而且布道的内容还是成为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是多么重要。但有一多半的参与者径直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了过去。有些人事实上是从他身上跨过去的。后来研究人员对这个实验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动，实验者告诉另外一组实习牧师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另一幢建筑内布道。这一次，竟然只有10％的参与者停下来对路边的男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这项实验揭示出许多与人性有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人们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如何助长了漠不关心的文化。

在本章靠近前面的部分，我描述了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针对一个国家的诚实度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其实，节目制作单位还做了另外一项研究，目的就是比较社会上人们最信任和最不信任的两类人在诚实度上的差异，这两类人分别是牧师和二手车商。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人认为神职人员是诚实的，但只有5％的人觉得汽车销售员比较诚实。那么这种观念能够反映现实中诚实度的真实情况吗？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团队成立了一家虚假的室内装饰公司，公司的名称就是“诚信”，他们从新成立的公司给一群牧师和二手车商寄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购买公司的产品，并随信附上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作为返款。所有收到信的人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并没有从这家公司买过任何东西，但其中会有多少人不诚实地把这张支票兑现呢？结果证明两组人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大约50％的牧师和50％的二手车商都将拿到的支票兑现了。

城市生活

加州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莱文曾对米尔格兰姆的丢信封技巧进行了轻微的改动，并借助新的技巧评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莱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乐于助人。＇37＇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街上丢信封，而是把实验地点选在了停车场，把贴有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随机选出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车子的旁边看到了这封信”。他们想看看从每一个地区能够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实验也为这个关于好心程度的测试做了有益的补充。他们在随机选择的人面前走过，刻意把钢笔掉在地上，然后计算有多少人会把钢笔捡起来并交还给他们。一名非常健康的实验者故意绑上假腿支架，然后假装费劲儿地去捡刚掉在地上的一摞杂志，而另一位隐藏的实验者会观察公众对此情景的反应。同一位研究人员还曾带上墨镜，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会主动搀扶自己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

为了让这些测试尽可能地科学，莱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掉钢笔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持续以标准的步行速度（每秒钟1。5步）走向对面过来的人，事先不断练习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并在看起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让钢笔掉在地上。在装扮成盲人的时候，研究人员选择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马线和交通信号灯，而且行人流动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适中”的街角。在绿灯亮的时候实验者会走到街角站好，然后私下计算多久以后才会有人来搀扶他们穿越马路。

整体而言，生活在东南部小城镇的居民最乐于助人，而住在东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没有可能向别人伸出援手。最乐于助人的城镇是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第四名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国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别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

事实证明，丢信件的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纽约，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写有发泄愤怒和不满的辱骂性文字。莱文在《时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实验做了如下描述：

我只从纽约收到了一个被完全拆开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帮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语写道“Hi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译过来，这就是一句相当难听的骂娘的话。在这句话的下面，则是直接用英语写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罗彻斯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帮忙寄出丢失的信封时随附了一段措辞和善的话，最后还说这让他想到了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实验。他在信封上问了莱文一个问题：“你和新泽西州或者长岛的莱文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全国性研究的成功让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38＇他们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丢了400多支钢笔，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并丢了大约800个信封。丢信封技巧被证明在各种文化中都会是一场噩梦。在特拉维夫，放在地上或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会被当成炸弹，因此所有人都会远离这些东西。在萨尔瓦多，这些信封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跟一种著名的诈骗伎俩有关。如果有人捡起了信封，就会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人，后者会说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里放着一些现金。但现在信封里的钱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求捡信封的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邮筒，或者就像阿尔巴尼亚一样，没有可以信赖的邮政系统。不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研究人员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最终绘出了国际助人为乐排行榜。

研究结果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里约热内卢（巴西）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排在了最乐于助人城市的前两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马拉维）。排在倒数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加坡）、纽约（美国）和吉隆坡（马来西亚）。不同地区在助人为乐上的差异程度还不是一星半点。在里约热内卢和利隆圭，大街上的每一个“盲人”实验者都得到了帮助，然而，他们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成功得到帮助的比例竟然只有50％。在圣何塞，95％的人都会帮装有假腿支架的实验者捡起掉在地上的杂志，但在纽约却只有28％的人愿意伸出援手。

对美国城市里助人为乐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后，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人口的密集程度是预测助人为乐程度的最佳指标。人口密度越大，助人为乐的程度就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米尔格兰姆的理论，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人们会更有更多的“感觉超负荷”经历。＇39＇来自他人、手机、交通和广告的各种信息一直在对人们狂轰乱炸。结果他们就只能和所有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系统一样工作，那就是给所有的信息排列优先顺序，花最少的时间应付各种分散其注意力的琐事。米尔格兰姆认为，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从需要帮助的人身边径直走过去，从而把帮助这些人的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某一个空间里的人越多，人们的孤独和孤立感就会越强烈。

然而，莱文感兴趣的还不仅仅是城市规模和市民助人为乐程度之间的关系。他还想知道帮助他人的意愿是不是还会受到城市生活节奏的影响。

衡量生活节奏

莱文和他的同事们急于用数字解密这些令人困惑的因素，于是在全球范围内造访了3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三个指标去衡量各地人们的生活节奏。＇40＇

他测量了随机挑选的行人走过一条60英尺长的人行道时的平均速度，到各个邮局暗中计算工作人员为只购买一张邮票的顾客服务时所需的时间，在随机选出的15家市区银行记录时钟的准确度。

这项研究工作非常系统化。在测量步行速度时，调查人员要确保路面是平坦的、没有任何障碍物，而且不会太过拥挤。孩子、身体明显有残疾和边走边浏览橱窗的人都未被纳入分析范畴。在计算邮局服务时间时，实验者会递给工作人员一张用当地语言写好的纸片，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文化沟通可能遇到的障碍。分析结果显示这三种衡量方式是彼此相关的，这意味着它们的确可以当作一个城市生活节奏的衡量指标。

莱文把这三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简单的速度衡量指标。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瑞士人的生活节奏是最快的（瑞士银行的时钟只有19秒的偏差），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生活节奏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在生活节奏最快的9个国家和地区中，竟然有8个都来自西欧（日本排在第四名，是快节奏生活榜单上唯一的例外）。英格兰排在第五名，但英格兰人的步行速度在整个榜单上名列第四。唯一一个没有进入前十名的西欧国家是法国（紧跟中国香港之后排在第十一位），莱文将其未能入围前十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法国正在经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炎热的夏季。生活节奏最慢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排在倒数前八名的国家和地区全部都来自于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如果仅就美国而言，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是波士顿（以微弱的优势打败纽约位居榜首），排在最末尾的城市是洛杉矶。这项实验还再一次发现了纽约人比较粗鲁的证据，实验者只在两个城市遭到了邮局工作人员的无礼对待，纽约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布达佩斯）。

莱文发现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生活节奏较慢的城市里，人们会更乐于助人。正如米尔格兰姆的“感觉超负荷”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匆匆忙忙的时候越多，人们就越没有时间去注意那些与其主要目标无关的因素。

住在生活节奏较快的社会里会有很多缺点，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莱文和他的研究团队造访了36个美国城市，比较了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市民因冠心病死亡的比率。＇41＇他们的推测其实很简单。如果住在生活节奏比较快的城市里，人们就更可能拥有A型人格。这种类型的人有一些明显的特质，这些特质非茶强调紧迫感、竞争以及在最短的时间内匆匆忙忙地完成更多的事情。A型人格的人说话都比较快，经常会抢着帮别人把话说完。在进餐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个吃完，而且看表的次数远远多于其他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会给人体造成巨大的压力。莱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快节奏的生活会导致城市里出现更多的烟民，而且冠心病的发病率也会大大增加。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每一个城市里人们的步行速度和戴手表的人数是非常准确的问题指标。那么，这些因素之间为什么会有不健康的关联呢？或许是A型人格的人被吸引到了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也可能是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变成了A型人格。也有可能这两种情况是并存的。无论如何解释，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快节奏的生活不仅会让人们变得不那么乐于助人，而且还对身心健康有害。

一起来吧

莱文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丢杂志、丢钢笔和丢信封实验显示，人口密度和生活节奏并不是唯一影响助人为乐程度的因素。你关心别人吗，还是只顾自己？有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社区和国家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些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需求和权利，而不太重视有益于群体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