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3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电影、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37岁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20多公里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90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年中国人二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创下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8848米（以前的记载是8882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度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年9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俩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春天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即觇标）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日本、朝鲜等许多登山家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时，都是先看到这座觇标，然后在觇标旁留影作为登顶成功的证明。
无氧攀登 辉煌的时刻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1960年，当时兼任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的副总理贺龙元帅，曾这样询问刚刚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的中国勇士们。
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队，把攀登的难度加大一倍以上，实现在珠穆朗玛峰南北两面同时跨越。这一建议得到日本、尼泊尔登山家们的热烈响应。
1987年2月24日，《中日尼1988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三国的登山家们感到，他们是要实现人类登山200年来的一个伟大梦想，他们的使命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会师，即三国队员在顶峰相逢；二是横跨，指南侧或北侧的队员翻越珠穆朗玛（尼泊尔人称为萨迦玛塔）峰顶，到达另一侧大本营；三是双跨，指两侧队员，分别进入对方大本营。能否进入对方大本营，是横跨、双跨成功的重要标志。
1988年3月3日，三国登山队的北侧队率先进入了海拔5154米的北侧大本营。3月10日，身穿红、蓝、绿三色醒目服装的中、日、尼三国登山家们在白雪皑皑的珠峰北侧脚下举行了开营仪式。三国的攀登队长宋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在这里同时升起了本国的国旗，由此宣告北侧大本营建营完毕。3月16日，北侧的三国登山家们开始第一次行军，拉开了伟大的世纪双跨的序幕。
1953年以来，人类曾数十次踏上珠穆朗玛的顶峰，但是，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驯服。1986～1987年，前来攀登的20多支登山队中，除一队成功登顶外，其余的统统遭到了失败。珠穆朗玛这座世界最高峰，依旧保持着它暴虐的特性，所以，这次攀登对每个人来说，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6日的行军刚一开始，珠穆朗玛峰就以其不同寻常的暴风雪，对人类这次非同凡响的征服进行抵抗：狂风呼啸，不断撕扯着一、二、三号营地的帐篷，三国登山家们一连几天被困在营地里无法活动。19日，一号营地的5顶帐篷被暴风撕成了碎布条；同一日，三号营地的帐篷也被狂风毁坏。
但是，三国登山家没有被风暴吓祝3月22日和23日，以中国登山家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终于打通了北坳的第一险关——北坳冰墙，赢得了第一个胜利。
4月1日，第二次行军开始了。4月2日，中、日、尼三方各派出一名主力，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这时，中日双方在具体战术上意见分歧。北侧第一攀登队长重广恒夫没有采纳中方“早行军、早宿营、尽快穿过大风口避开强风区”的建议，结果由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组成的修路队，只到达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推了回来。
第二天，重广恒夫接受了中方建议。小加措、山田升和那旺永旦在下午1时突破了大风口。这回，为打通大风口立下头功的小加措因强冷风而遭受了冻伤。
4月7日～9日，北侧相继打通了到达海拔7790米五号营地和8300米六号营地的道路。接着又是更为艰巨的运输。从未参加过登山的中国队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孙维奇再三要求参加运输队，被批准后，他竟然背着重负突破了大风口，征服了北坳，一直上升到海拔8300米的高度。
4月11日，北侧队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行军之后，全体人员撤回到大本营。
这时，每一个登山家关心的问题是进入顶峰突击者的名单，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
中方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这位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从海拔7028～8300米运输任务的藏族登山家，在掌声中站了起来，他兴奋地挥起拳头。剩下来的问题是，代表中方与次仁多吉同组的支援队员能不能是李致新。经过这两次行军，李致新左脚拇趾已冻伤，如果继续行军，就有坏死的危险，并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脚趾。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趾？”
“要登顶！”
“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后，走不动了怎么办？”
“爬上去！”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这三个字。尔后，他笑了，因为他被正式确定为次仁多吉的支援队员。
接着，曾曙生又确定了中方的第二突击组人员达穷担任跨越任务，罗则为支援。许多队员的眼圈红了，有的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因为他们未能进入最后的突击队。曾曙生对4名入选队员说：“那么多的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是代表大家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3月3日，正当北侧联队开始第二阶段行军，并奋战大风口时，南侧联队还在通往南侧大本营的崇山峻岭间盘旋前进。
4月4日，南侧的人马比原计划晚三天抵达大本营。大本营建立在孔布冰川的舌部，四周雪山上不时的冰崩、雪崩，给孔布冰川带来了恐怖的感觉。
中方队员虽经长途跋涉，却无暇休息。翌日，他们便背着物资上行。
孔布冰川冰瀑区坐落于珠穆朗玛峰西山脊与奴布齐山之间。自从人类发现了南侧通向顶峰的通道后，已有100多名登山者的幽魂在此游荡。因而，这里也有“死亡冰川”之称。它宛如老天爷摔在斜坡的一块豆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而无法预测的冰崩、雪崩更是凶险万分。尼泊尔人将珠穆朗玛峰称为“萨迦玛塔”，意思是“高达天庭的山峰”，然而，走在这“天庭之路”上的登山者，稍不留神，就可能命归黄泉。
南侧的三国联队在孔布冰川架设了30多架金属梯，并且还在许多地段拉上保护绳。尽管如此，前进中的险情仍频频发生。
4月6日，加布、王勇峰、拉巴三人在前往6100米的一号营地途中遇到冰川塌陷，一时间，方圆200米内的地段纷纷塌陷，声势惊人。幸好，他们三人当时不是处于“震中”地段，总算还有机会逃脱。
4月8日，丹真多吉、仁那等三人在一号营地附近遇上了特大雪崩，他们拼命奔跑。危急关头，丹真多吉急中生智，他在帐篷附近打了个滚，才躲开了巨大冰块的追打。
4月11日，尼泊尔军方队员巴顿在接近一号营地时不慎滑倒，落入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他用手足拼死抵住两边的冰壁，一边拼命吹口哨报警，一边全力摇动路旗求救。幸亏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及时相救，巴顿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5月3日的冰川大塌陷，它差点儿使南侧中方第二突击队的三名队员遭受不幸。当时，加布、杨久晖、拉巴三人正在海拔5800米的高度上前进。突然，他们周围的300米冰川开始了大塌陷。杨久晖的下身被碎冰埋住，随着冰块横移了3米。加布在返身抢救时，脚下的冰面犹如被踩碎的玻璃，“啪啪”地四散裂开，冰裂缝在一瞬间扩向了四周所有的地方，冰裂声令人心惊胆战。他们能最后脱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强大的，也是渺小的，关键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勇气。凭着这样的勇气，登山家们才能闯过生死关，才能建立功绩。
4月18日，北侧联队已经在海拔8300米的六号营地储备了6瓶氧气、13根绳子和必需的燃料，结束了第二次行军。此时，南侧队才刚刚建好海拔7400米的第三号营地。暴风雨打乱了预定的时间安排，既定计划又要求他们迅速上行。
日方的队员都来自低海拔区，适应缓慢，因而修路和运输任务几乎全部落在了中、尼两国登山家的身上。中方南侧攀登队长仁青平措因吃苦耐劳而亨有“小愚公”的美称。他不顾自己年纪大，血压高，率领小齐米、陈久晖与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安格锐塔，于11日开始从二号营地向上修路，决心在20日前打通南坳四号营地。从海拔6700米的二号营地到7900米的四号营地，大部分路面铺盖着万年冰雪，光滑异常。而这里的坡度平均为40°，一不小心登山者就有滑向千丈深渊的危险。据尼泊尔队员介绍，在二号营地附近的一个大裂缝里，就存有32具滑坠者的尸体。为了确保安全，仁青平措等人在许多地段为其他攀登队员拉上安全绳。
4月18日，大风大雪笼罩着珠穆朗玛峰南侧，有两组人马不得不撤回二号营地。而仁青平措等6名中尼两国队员却继续奋进，当晚留住三号营地，准备第二天向南坳冲击。然而，风雪越来越强。中方南侧队长强令仁青平措带队撤回二号营地。身材最大的陈久晖右膝内侧严重拉伤，4月22日，仁青平措等再次冲击南坳时，他不得不含泪受命下撤。仁青平措等则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与风雪搏斗了30多个小时，于23日傍晚，登上了海拔7980米的南坳。听到这个消息后，南侧大本营的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是确定参加最后突击的人员名单。中方的大次仁与仁青平措参加第一突击组，小齐米与边巴扎西为第二突击组的成员。
4月30日，北侧的突击队员开始上行，他们一天一个营地，第一突击组的中、日、尼三国6名登山家按计划将于5月4日进入五号突击营地，5日突击顶峰。与北侧不同的是，南侧的第二突击组（每国各两人），将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
5月3日，北侧的突击队已抵达8680米突击营地，南侧突击队的第一组则到达了三号营地。决战在即，可南侧的第一组却被暴风雪困在了三号营地。
情况对南侧队极为不利。如果第一突击组在5月4日不能赶到五号营地，那就意味着南侧队的登顶突击必须从海拔高度还不到8000米的南坳开始进行。由于第二突击组的6名队员没能及时到达三号营地，这样，三号营地的三顶小帐篷，可双倍地为突击队员遮风挡雪。
5月4日，风雪依旧。为了确保双跨成功，南侧中方的队长王振华不再顾及日、尼两方队长的犹豫不决，果断命令仁青平措与大次仁强行上升。
大次仁和仁青平措率先抵达南坳，第二组的边巴扎西也随后赶到，他们奉命在南坳等待日、尼队员。半小时后，只有尼方的安格·普巴赶到了南坳。
时间不允许他们再等待了，否则天气再变得更坏，大次仁、仁青平措与安格·普巴都无法如期抵达五号突击营地。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安格·普巴于是冒着狂风前进。半路上，他们发现了扔在雪中的帐篷。安格·普巴断定，五号营地未备帐篷。这样，他们除了从四号营地背来的炉子外，又多背上了一顶帐篷。
经过长达10多个小时的奋争，他们终于抵达海拔8500米的五号营地。
果然，他们除了在营地上找到7瓶氧气外，帐篷和炊具都未曾运到。天色已黑，坚冰和劲风使体力消耗过大的三名中尼队员难以应付。他们费力地支撑着身体，平整好地面，搭上帐篷。
与此同时，上到四号营地的9名登山家又碰到了氧气短缺问题。原先据运输队说，四号营地准备了24瓶氧气，而实际上，这里只有10个氧气瓶，而且，有的已被搬运工们所用。南侧首席攀登队长矶野刚太怒火中烧。但事情到了这一步，发怒已无济于事。5月5日晨，除日本跨越队员北村贡背上两瓶氧气直接从南坳突击顶峰外，四号营地的其余8名队员不得不中止突击。他们望着无云的碧空失声痛哭，这些在死神面前都不肯退却的勇士，现在却为失去登顶机会而伤心流泪。边巴扎西哭着哀求：“让我们上吧，没有氧气也可以！”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员的安全，边巴扎西的要求被十分明确地拒绝了。
现在，南侧实际上只剩下1/3的突击队员，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5月4日下午3时，中、日、尼三国总队长在北京联席办公。他们利用无线电台，听取南北两侧的情况汇报后，确定了5月5日的登顶会师计划，并决定北侧队在北京时间6时出发，南侧队在9时出发。两侧同心协力，争取会师和跨越的胜利。首席总队长、中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在北京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为了三国人民的重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们的口号是前进！前进！前进！”
是夜，南侧大本营灯火通明，三国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