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汪伪巨奸印象
李时雨 张德旺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建国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我于1997年至1998年间两次利用暑假赴北京，同李时雨深入交谈20多次，现将其有关汪、陈、周三巨奸的一些回忆摘要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因为李时雨突然逝世，故这些回忆也未经他过目，再加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指正。——张德旺
五见汪精卫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200多名杂七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12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豫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蓝色西服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
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会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账？”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1940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说：“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客厅很敞亮，沙发前摆满水果、点心。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紧密“配合”。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姓都把清乡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让他当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抓江苏的清乡。上海的清乡分会由陈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当时就挂两个牌子，兼管清乡。
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汪精卫到上海视察“清乡”工作。由陈公博和当时已“投诚”的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兰峰、吴化文、叶蓬等前呼后拥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当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4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汪鞠躬，问“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口，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他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陈公博其人其事
我同陈公博接触最多，在汪伪圈里，人们传说陈有两大亲信，一是吕琪，一是我。
我同陈公博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40年5月，我任南京伪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一次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主持会议，一些伪立法委员就立法院的“立法程序”是否要“三读通过”发生了争议。我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不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过法律，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发言说明，立法院的一般条例不同于国家的法律，无需三读，那样太烦琐。陈公博学过哲学，爱好文学，但他法学是半瓶子醋。当即对我点头示意，带头鼓掌。第二天陈叫我去他办公室，称赞我是个法律专业人才，鼓励我今后要多负责任，多做工作。
我同陈公博关系密切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陈的贴身秘书莫国康。莫是陈公开的情妇。莫在上海有一套花园洋房，陈每星期都去。莫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长得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她是北###学院毕业，有政治野心，想借陈谋取更大权力，不是当花瓶的那种人，人称“莫委员”。她每天早上为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程序，但常常和陈在办公室一谈就是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一些在汪伪政权有地位的人找陈也只好等。我对她就此提出：这样对和平事业、对陈先生都不好。她居然听了，还和我说她是有学问的人，愿意和我这样有学问的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