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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小平同志关心地向我们问了广东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 随后，小平同志把他从北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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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１５６—
的果脯分给我们品尝，大家都感到格外甜美。 同时，我们感到，我们伟大祖国在“十年动乱”之后，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期了。我和叶帅是在１９３２年认识的。当时红军在中央苏区正进行反“围剿”。由于战争繁忙，叶帅没有时间和我们多谈，但是，他敏捷的才思，渊博的军事知识，雍容尔雅的风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两支队伍总共有１０多万人，组成了左、右路军，叶帅任右路军参谋长。 这本应是红军走向胜利的又一新时期。 但是，由于那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这一根本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严重地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但张国焘再次耍弄两面派阴谋，会上他并不反对，会后却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阻止红军继续北上，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９月上旬，张国焘又要危害党中央，叶帅知道后，急速赶到中央驻地，将有关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得以及时摆脱危境。叶帅对党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在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７年２月期间，为了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制止内战爆发，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３方面组成军调处执行部，叶帅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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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驻北平的代表。 我党驻沈阳的代表初为饶漱石，后由我担任组长。 这期间，我曾得到叶帅许多帮助和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北平，向叶帅汇报和请示工作时，叶帅把当时的战争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的任务，都入情入理地对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指导，甚至有些很具体的谈判艺术，也一一教给了我们，对我们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全国解放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虽和叶帅接触不多，但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还是很多的。６０年代，我在中南局工作，后来又在广东省委工作。 叶帅是广东梅县人，他对广东特别是对哺育过他的家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经常回家乡探望父老乡亲。 对于他的母校也非常惦念，曾多次写信、题词勉励母校师生努力工作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他每次回乡，我有机会看到他时，都能恭聆他的谆谆教诲。 他说：人老了，对家乡就更有一种眷恋之情。 家乡人民在革命中吃过许多苦，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现他们生活还不富裕，我们要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使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记得１９７１年初他来广东视察时，见到家乡的山都光秃秃的，很是伤心。 我和陈郁去看他时，他对我说，以前山下满是树木，现在怎么都剃光了，这对不起后代呀！
我感到很内疚，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他指示我们，要在山下多栽些果木，造林绿化，这才能保持好水土啊！我向他表示，一定把这些工作抓好。 后来，他再回广东视察时，一再叮嘱要做好这项工作。叶帅非常惦念台湾的同窗故旧，非常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祖国大陆和家人团聚。 他在港澳的朋友也很多，每当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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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３５６—
广东时，那里的许多朋友都来看望他。 他总是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能给台湾的亲朋故旧做工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我深信叶帅的这一未了的夙愿，将来定会实现。叶剑英元帅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中！
（原载《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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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３日
尊敬的笹川良一先生尊敬的各位日本朋友：今晚，我们出席笹川先生的答谢宴会，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并代表王震名誉会长和在座的中国朋友，对笹川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笹川先生这次在北京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先生出席了中国友好长城马拉松接力赛，与我有关方面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合作问题，更加密切了友好关系。 特别是今天下午我国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笹川先生，高度赞扬了先生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友好事业一定会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最后，请允许我借主人的酒杯，为笹川先生的身体健康，为各位日本朋友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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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５６—
为笹川先生的访华成功，为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干杯！
（人民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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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１９８７年７月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５０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３０周年。 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我们党长期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则是最好的纪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延安时期，他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概括，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时期，他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他指出，搞中国革命，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告诫大家，搞革命、做工作都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
，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向导。 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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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作才会做好。 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我国是一个经历了２００多年封建社会和１００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也很底，等等。 尽管我们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我们没能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伟大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 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改革的８年多来，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 这条路线，正确地指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方面的工作，使改革、开放、搞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个时期确是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改革的历程，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历程，也是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的历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１９７８年年底，我们在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恢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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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政权制度，把自主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１９８５年，我国又开始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取消统购派购，实行国家计划合同订购，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副产品。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把农民同集体、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理顺了，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人问，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有８亿人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落后，就直接影响工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等的发展。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实践证明，把改革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农村，从农村着手，把农村搞活，解放农业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改革的范例。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了城市。 对此，邓小平同志及时告诫大家，要看到“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
，“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这就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指明了在城市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城市改革，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即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主义得出的科学论断。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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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作了相应的变化，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适当分离，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局面；分配方面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计划体制形成了具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采取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特色；等等。 可以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改革，不断探索、总结，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久就会确立并逐步完善起来。不仅如此，在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以进一步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继承和发扬。当然，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也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即使出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失误，也容易纠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要认清我国的国情外，还必须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 只有澄清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各种附加成分，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才能干好社会主义。 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这类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类似的经验的。 早在２０年代，我们搞武装斗争，有些同志就曾认为，只有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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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通过城市起义来夺取政权，才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但是，我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通过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的。 应该说，在我国必须经过中心城市起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观点，就是对我国人民革命认识上的附加的东西。 因为，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并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必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方面，就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统统加以没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 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实行的具体办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而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
的思想干扰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认识有偏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附加了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把反对任何富裕也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其实，这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对这些东西是认识清楚了。 但是，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说到这里，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搞活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和社会进步，在道理上认识是清楚的，但在思想感情上又不愿意接受，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倒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全国解放以后，我们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本来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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