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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１６—
但有些同志却认为这样做会产生“雇佣观念”
，因而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 其实，这就不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看问题，而是以主观好恶为标准了。这样的事情也还有不少。我认为，对待当前改革中建立的新体制，树立的新观念，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们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是前者，就要坚决支持；反之，就要反对。在这里，必须抛弃任何思想感情上的主观随意性。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正确认识现实。 这里也包括正确认识历史。 因为历史也是当时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从历史上的现实发展而来的。 一段时间里，有些人一听说革命传统就表示厌烦，认为都是陈旧的东西了。 这当然不对。 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英雄烈士的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坚持这些革命传统，我认为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及时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一系列英明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发扬光大。他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学习。 当然，对于党的历史上的许多具体经验，也应具体分析。 其中，有些不仅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这就要加以继承；有些在当时正确，但今天由于具体条件变了，就不能机械地搬用。 这样做，我认为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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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世关注。现在，我们已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前进的征途上还有很多困难。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瞻望未来，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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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６—
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 我仅就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一、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而结成的政治联盟。 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全党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 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３省，并进一步分割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亦日趋激烈。 中国共产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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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路线，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１９３４年４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要求立即实现全体海陆空军和全体人民总动员，成立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收复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上述纲领的思想未能实现。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主要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 遵义会议上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对以后克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１９３５年６～７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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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团结御敌，抗日救国。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勾结，严重危害着世界和平民主事业。１９３５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大会鉴于法西斯对世界人民的严重威胁，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 为实现上述新策略，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反对关门主义。 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宣言》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革命内部的不同派别来看待，而是肯定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战的举动，赞扬了杜重远、蔡廷锴、蒋光鼐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的抗战主张和行动，认为他们的抗战行动都表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十项抗日救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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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于１１月１３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瓦窑堡会议后，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我参加了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我们党即将开创一个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局面而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第一，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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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级都动起来了，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虽然他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势必会转到革命方面来。 事实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力阶级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除去右翼，大多数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因而他们有动摇的痼疾。但是，事实不会对他们没有教育，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毛泽东断言，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总的特点是动摇，但确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也说明，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拒绝同他们结成同盟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摒弃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严肃地批评了党内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为了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就要在党内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民族资产阶级全部都是永世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３天的革命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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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一营垒已经并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为此，毛泽东阐明了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口号的原因。因为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包括广泛的阶级和阶层。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并积极容纳其他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和人们。第三，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任务。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争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
１９２７年革命的失败，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那时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部队，四面八方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坚强的共产党和强大的红军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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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 这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政策不能得逞。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这就使共产党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正是以“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全面阐述了党的新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全党建立起来。
二、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通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１９３５年的“八一宣言”
和１２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 这时的口号是“抗日反蒋”。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且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行“剿共”战争。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东征抗日后，各方面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５月５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这实际上是开始放弃“反蒋”口号，而采取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方针。 逼蒋抗日就是要为联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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