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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东北煤的年产量不过１００万吨，１９４４年，由于敌伪的开发，增至２６５３万吨；发电量，１９４１年为３５２０万度，１９４４年增至４４８１万度；生铁，１９４１年的产量为１３８９吨；钢，１９４１年的产量为５７６万吨；工作母机的生A产开始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年产能力达１３００台。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东北的钢、铁、酸、碱、纺织工业等都从１９４０年前后的最高点开始缩减，但是，敌伪强行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把东北造成高度发展的工业地带。以１９４３年的产量计算，在全国，东北的煤占４９５％，发电能力占A７８２％，生铁占８７７％，钢材占９３％，水泥占６６％。据推算，A东北工矿业产值在东北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１９３１年为２９４％，到１９４３年上升为５９％，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 A东北人民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靠掠夺性的税收制度来积累资金、靠残酷的“劳工”制度来获取廉价劳动力的。 人民担负着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日伪还通过所谓“粮谷出荷”和“粮谷配给”向广大群众进行直接掠夺。 劳工政策的血腥残酷程度在世界上更是罕见的。大批劳工在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和残酷的折磨中死去。在各个劳工比较集中的煤矿和建筑工地附近，都有埋葬中国人民尸骨的“万人坑”。
东北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东北人民的一部血泪史。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掠夺胜利果实过程中，东北工业遭到了普遍的破坏。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仅机器就损失４０２６９件，发电能力损失１５３７万千瓦，共折合美金A３５２８１６万元。 其中，有毁于战火者，有苏军拆走者，有国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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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搬走或损失原因不详的。 另据美、日的一些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原有工业遭受的损失不是３亿多美元，而是８～１０亿美元。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当时考虑东北财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财经工作的初创
我军进入东北之初，政府的主要工作，一是动员群众参军，二是为部队提供给养。 但东北是新的解放区，没什么家底可言。 工矿企业遭受的破坏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尚未发动起来。 因此，东北局认为，应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当时困难的主要途径。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也有利于打击敌伪残余势力。 为此，各省市都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清理的主要对象是敌伪储存或散失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我军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在苏军的同意下，打开了日本关东军几个很大的仓库，接收了许多武器和装备。但不久，苏军担心美国的指责，便不准我们再拿了。 因此，当时我们的各部队之间，确实存在着苦乐不均的情况。我军进入东北不久，国民党军即开始进攻。 当时，铁路线为苏联红军掌握。 我军撤出沈阳时，转移接收的物资器材遇到了很大困难。１９４６年３月间，集中仅有的一些汽车和征用民间大车，共抢运出５０多车皮的各种机器、材料、器材、服装、布匹、弹药等；但仍有大批物资因缺乏交通工具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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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出。 这一教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不久，各部门均成立了汽车队和大车队，东北局也接收部分铁路，并争取与苏军共管了一部分。 此后，我军撤出长春、安东、通化时，总共抢运出约合５００车皮的各类物资。这批物资在完成支前任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四平保卫战时，运往前线的各种弹药２０列车（约４００余车皮）
，其中光子弹即达８４００余万发，还有粮食６００万公斤，构筑工事用的木材、铁轨等３０车皮。其中，绝大部分是接收的敌伪物资。但是，由于生产尚未恢复，财政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尚未有好转。 各方面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乱派税收，滥发纸币的现象相当普遍。 仅纸币一项就有许多种，除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券外，一些地区还发行自己的货币，苏联红军则发行有红军券。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市场相当混乱。为了整顿财政经济工作，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东北局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我和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栗又文、徐林、钟赤兵７人为委员，我任主任，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为副主任，是为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机关，对外仍称财办处。 自此，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初创阶段。东北局分工原是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负责抓财经工作的。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分别担负起南满和西满分局的全面工作，财政经济工作便暂由我们财经委员会具体来抓。为了打开局面，经东北局批准，东北第一届财经会议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５日召开。会上，我作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李六如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
，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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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叶季壮也作了有关问题的报告。 彭真同志到会并作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财经委员会定的原则，我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财经工作的总方针A东北土地肥沃，工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 但这些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该恢复的尚未很好恢复，可开发的尚未开发。 东北人民经过日伪１４年的剥削压榨，极度贫困，有些地方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没裤子穿，人民担负能力很弱。 因此，我们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要经过对外贸易以解决军需民用中的紧缺物资，并以贸易积累的资金和换来的物资为本钱，建立财政基础，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几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谓财政只是‘抓一把’，以后又靠发票子，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要搞好贸易，要发展生产。”
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盲目地办了很多企业，而且大部分是商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因此，我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 现在我们的公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城市里做商业的垄断，那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说来，私人经济仍应占一定比重，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合作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
２财政本身实行统一的问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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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行财政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统一，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并吞，而是由不统一到统一，由紊乱到有计划。 大统小不统，上统下不统。 银行、铁路、矿山、对外贸易要统一管理。 有些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如小规模的工厂企业、副业、农业，就必须分散经营。 统一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便于调剂。如南满缺粮就要设法给他们调剂粮食；辽西地区负担重，又是边缘区，就应给以一定的支援。 统一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 当然，下边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单靠上边调剂。要注意调剂，但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可能绝对平均。”
关于统一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 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的有粮食，这要占全部经费的２５％；被服，占５０％。 此外，还有大的经济贷款，野战兵团归我们负责供给。 各省份、各大单位要做到自给。 条件好的省份，要做到伙食费自给，办公杂支自给。 地方建设要由各省自行筹划；以地方税收、省营企业和部分省营贸易的收入做为经费来源。 地方财政的自给要区别各省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到。３关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统一问题A为了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和对内贸易的自由，同时，国家要控制粮食和重要物资。金融问题，首先要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原地方券要用东北券和实物回收。 下一步再出新版东北券，以清理假冒问题。当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敌伪物资已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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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 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而军费开支则占财政总支出的８０％以上。 为此，我们在大力抓好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举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 记得我初进哈尔滨时，就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如为掌握市场动态，我们管财经的同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有关的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搞商业，如当时开办的松花江银行进行了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１０～２０万元。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一时期，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财经工作仍由东北局财政委员会统一领导。１９４７年４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开始出面管理财经工作。 同年９月，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１９４８年７月，各委员会又改组为部，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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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 与此同时，各省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整顿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
为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现全区财政的统一和物资统筹调剂，我们坚持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但当时只能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 财经会议决定先做到一物一税，即只上一次税，禁止复税，以保证商品顺利流通。 粮食也要统筹。 如哈尔滨、牡丹江市和南满缺粮，我们要给以调剂。 禁止奸商囤积居奇，允许小商人自由贸易，对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如出口粮食，以大豆为主，占５０％以上；小麦、大米等细粮也可以少许出口，但高粱、小米则不准出口，以保证必须的军食民用。财委决定，在经费、特别费上要紧缩开支，各机关厉行节约，并要实行精简。此外，对企业也在大统一小分散的原则下逐步做到分级管理。 关系到整个经济命脉的企业如铁路、矿山、电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有些公营企业则由省管理。 对某些民营企业，如“老巴夺”
、“双合盛”等大企业，要限制其垄断行为。 对一般中小企业则扶助其自由发展。 农村手工业要大加提倡。实践证明，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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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外贸和恢复生产
单靠没收敌伪物资和发行货币，只能应付一时的急需；根本出路还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在当时情况下，恢复与发展生产首要的一环是开展对外贸易。 外贸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这项工作只能由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来抓。当时，东北地区的商品生产已较普遍，不仅城市离不开正常的商品交换，就连农村也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 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要胀死、堵死，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 国民党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解放区被分割。 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必要的器材，尚未恢复正常生产。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药品、汽油和各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农民手中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换不进来。 一袋大米，只能换一盒火柴。 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不去收割，因为大豆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做燃料。为此，有的地方政府把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当作“救济问题”向上级提出。 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民主政府搞不来盐，搞不来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要想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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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是行不通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