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踞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藉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
②
方东美又将中国这种生命精神本体论，名之为“机体主义”。这是一种生命观念，也是一种思想模式：体用一如，变常不二，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在此种思想模式下，一切事象事理均交融互摄，旁通统贯。对于此种机体主义的思想模式，方东美又将其概括为“消极”与“积极”两大特色。就消极方面言，（１）它否认可将物我对待，视为绝对孤立系统；（２）否认可将宇宙万象万化转为意蕴贫乏的机械系
①《哲学三慧》，第１８页。
②方东美：《生生之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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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７２
统；（３）否认可将变动不居的宇宙万物锁在一套封闭系统之中。就积极方面言，它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
当其观照万物时，无不以一种丰富性和充实性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
方东美此处所指的“消极”
，并非我们寻常所用的“消极”二字的含义。在他这里，机体主义的“消极”与“积极”并非矛盾，也不是说它的“消极”有什么缺陷。相反，他认为，中国先哲的生命精神本体论其价值就在这“消极”二字上，即避免了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弊病。
（三）
“高度心理学”
与上述两方面相联系的，是方东美的“高度心理学”的文化主张。
他认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整个人类文化陷入了难以救拔的困境，其原因就在于西方人所植下的祸根。他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称１７世纪以来人类遭受了“三大打击”
，即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心理学的打击。而这三大打击都是西方人送给世界人民的“厚礼”。具体说即是：从天文学上说，在哥白尼以前，人们视地球为宇宙中心，人又是地球上万物的主宰，所以人是宇宙的中心。但到了１７世纪，天文学家发现地球只是环绕太阳的一个渺小卫星，而太阳系在整个天文系统里，更不过是个微尘，是以人在广大的宇宙中，连个灰尘的地位都谈不上。
“因此自哥白尼以后，无人敢说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亦即人不但不伟大，反而是很渺小的。”
从生理学上说，人们以前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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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新儒学批判
是宇宙的最高精神，作为上帝的造物，人类感到很骄傲。再者从能力价值方面看，人更是万物的灵长。一切草木禽兽均是生长或爬行在地上，唯有人能够站立起他们的肢体，挺起他们的胸膛。但是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发表之后，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原不过是猴子，不过是原生动物。
照此看来，人根本不是宇宙万物的灵长，只是禽兽中的一种。
“这么一来，高贵的人性岂不成了兽性”。
从心理学上说，过去人们从理性主义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觉得人类很了不得，不仅有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还有伟大的思想。可是近代所谓的科学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不是把人看成具有统一的人格，而是把人的理性化为思想，把思想化为概念，然后才分析人的心理。
“这样一来，所谓人的心灵，不过是机械的复合体，它的构造单位即等于原子”。
对于上述这三种打击，方东美最重视的是心理学上的打击。他的“高度心理学”的提出，也就是如何在人类经过此种打击之后再给人类塑造一个健全的心灵。
他将科学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称为“平面心理学”
，认为此种心理学是将人类的心灵和知能才性视为“机械单位”
，放到解剖桌上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其综合补缀。经过这么一折腾，人类“把周遭看透了，心里一定不满意”
，于是便用一种看万花筒的心态来看世界。
在方东美看来，对于人类来说，“平面心理学”固然是个灾难，但相对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只能算是小灾小难。弗洛伊德把人从表面看到内心里去，即所谓的“深度心理学”
，才是人类的大灾大难。因为人类经此种心理学的分析，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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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７２
最后存在的不是理性的意识，而是隐藏在心灵后面的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而下意识、无意识的本能，无非是些非理性的本能，尤其为性之本能。照这么说，人类只有在表面上能对于其知、情、意施以控制，而隐藏在心后面的情绪，尤其是性的本能，根本无法控制。这不只是打破了“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也产生了“人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的观念。
“人类经他一分析变成了最不理性的野兽”。
方东美进而认为，几十年来世界上所出现的种种罪恶和怪现象，“三大打击”应负主要责任，尤其是弗洛伊德氏的“深度心理学”更是把人类推到苦难的深渊。他说：“照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近代人已受到了天文学宇宙论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及近代深度心理学的打击，使我们觉得人不是伟大而是渺小，尤其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之，人几乎是不存在了。人性被分化后，几乎都成了兽性，人不是高贵的人而是低能的人。在这情形下，人类各种怪模怪样都显现出来了。
在好的一方面，如Ｈｉｐｉｅｓ，只是个人的败坏，自甘堕落，还没有很大的危险。再进一步所谓裸体奔驰，也就是因为理性丧失了高贵性，只剩下兽性，他们想，人为什么要把兽性隐藏起来？因为在此时，人已不是宗教上高贵的人，而是如俄国一位哲学家（Ｂｅｒｄｙａｅｖ）所说的ｂｅａｓｔ－ｍａｎ，假使拿这ｂｅａｓｔ－ｍａｎ的资格到世界上去从事人的活动，当然千奇百怪的现象都会发生。“
①
基于对“平面心理学”和“深度心理学”缺陷的认识，方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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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２新儒学批判
东美主张应该从“高度心理学”看人。因为只有从此种心理学出发来看人，人才可“变成博大之真人，而非假人”。
他认为，从“高度心理学”看人的人生观，在以往世界三大文化体系里，即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里，都可找到它的源头活水。印度古代的《奥义书》就有一种理论，认为人是“大梵天”的化身，即所谓“大我与大梵合一”
，或“梵我合一”
，很相似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此种观念后来为大乘佛教所继承，从而阐发出一种“佛性”的人格。
“佛性”
所强调的是人的伟大与岸然，意旨在于肯定人的精神生命有无限完美的前途和可能。希腊文化亦复如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颇像中国古代的先哲，把整个宇宙分为两个境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又在两个境界里再细分，从而使整个宇宙形成一梯形结构：现象世界上面是数理世界，再上面是艺术的领域，道德的领域，一直到上面是精神的顶点。
希腊人在这一宇宙里面，自己觉得是一种精神，是一个灵魂。
“这样子把宇宙划分成许许多多的层次，然后一层层的向上迁升，一直达到宇宙里面精神价值绝对的真、绝对的美、绝对的善、尽善尽美的价值统一的世界。假使他精神不能够那样子向上而超升，不能够领略宇宙里面尽善尽美价值的合而为一，那么他虽身为希腊人，而做人的目的就还没有达到；所以从这一方面看起来，希腊人自命是一个灵魂，他的灵魂在生活的过程中是向上面的精神意义、向上面的精神价值做不断的追求，然后同那个价值理想合而为一，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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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７２
是希腊的高度文化“。
①
但是，在方东美的思想网结上，印度文化也好，希腊文化也好，总还是有缺陷的，远不如中国文化的圆满。在他看来，中国的道家和儒家都是一种“高度心理学”的学说。老子说：“天大地大人亦大”
，此“人”字，有的版本写作“王”字。为什么“人”又写作“王”呢？方东美认为，这其中有大文章可做。按甲骨文或钟鼎文的字形，“王”字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然后中间划成一个人形。上面顶天，下面踏地，是顶天立地的一个人，用庄子的话说，叫做“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这位大人物，道家称其为“真人”或“至人”。
②
而儒家学说更有讲究。
《周易》称“人”为“大人”
，其品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照方东美的理解，如是“大人”
，“他不要卑躬屈膝，做许多无意义的鬼神崇拜，因为他可以掌握鬼神的命运。……他甚至对于天都不要顺意承旨。
他可以在一个主脑的地位来表现生命的活动，而这生命的活动的意义连上苍也不能否定他。假如他遵从天意表现出许多行动，那么从上苍的眼光看起来，这人类的行动正是在适当的时机表现出来，一点瑕疵也没有，连这个天也都要承认，正所谓‘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儒家的‘大人’。所以儒家在人的里面起码是‘士’，然后是‘君子’，然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３１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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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２新儒学批判
后再‘贤人’，然后才是‘圣人’。“
①
（四）文化比较下的儒门终归相比于其他新儒学思想家，方东美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不赞成“道统”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位中国人，应该要有卫道的精神，但卫道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虚构一个“道统”观念，从而作茧自缚，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请看他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对于整个中华文化要有维护的热诚，而表示卫道的精神；但是我们在卫道的时候，要把一套学术良心拿出来。
我们高妙的思想，如原始儒家体系，自然不能让它毁灭。但是与这一个思想不同，而它本身却也有很高尚的价值，如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我们千万不能凭藉狭隘的卫道精神，虚构一个不十分健全的道统观念，让它在那儿作祟！所以，在现代讲文化复兴，我们要留心中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凡是对于这整个民族文化有光荣与伟大贡献的思想，我们须是一体欣赏，千万不能抱持一个偏见，而陷入错误的道统观念。“
②
在方东美看来，文化是多元发展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可供后人赞叹的地方。相应的，我们对古人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开出自己的新文化，亦不能偏执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应该重视各种文化传统。显然，此种文化主张是没有错的。但是，方东美在具体分析古代各种文化传统时，并没有保持住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２２７页。
②《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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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８２
这种理性的态度，仍然没有跳出文化本位主义的圈子。他介绍希腊文化、近世欧洲文化，其大旨均不外乎对中国文化传统无条件的肯定。他肯定佛道两家的思想价值，也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认识儒家思想更为优秀。可以说，相对于其他新儒家人物，方东美对儒家文化的赞美，只不过角度有异，方式相殊罢了，目的却是一致的。他虽然不赞成“道统”观念，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仍有很强的“道统”意识。
从方东美一生的著述看，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思想建构工作。一方面，他要从人类文化的比较中昭显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对中国文化的梳理，说明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
早在３０年代，方东美的治学便开始走上了文化比较之路。
《哲学三慧》为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字不长内含丰富的“奇文”里，他将中国文化同希腊文化和近世欧洲文化看作三种文化形态，认为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精神，即“共命慧”。民族文化的差异，主要是文化精神的不同。
在他看来，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智慧。
智慧有本义及申义两种，“共命慧属本义，自证慧属申义”
，“共命慧为根柢，自证慧是枝干”。原因是，“共命慧”依民族天才而形成，“自证慧”依个人天才而形成。因之，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也就是要看它的“共命慧”。也就是说，三种文化形态，实则三种“共命慧”
，即：“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中国人以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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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新儒学批判
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
①
方东美认为，三种文化其所以有“慧”的不同，根本点又在于其慧根（他称之为“智慧种子”）的不同。
“太始有名，名孚于言；太始有思，思融于理，是为希腊智慧种子。
太始有权，权可兴业；太始有能，能可运力，是为欧洲智慧种子。
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
②
智慧种子尚未萌现之前，寄于民族天才，深藏若虚，是为民族灵魂，而一旦萌现而行相，遂使个人天才各自证立思想体系，“创造庚续，革故取新，其势若水，流衍互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