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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的中国、日本和西方各国，其关系就如同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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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儒学批判
三、李四、王五一样。日本人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自量不可能挡住西方文明大潮大浪的冲击，只好全盘接纳。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日本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
相反，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日本人也像中国人那样，死抱着自己的传统不放，可以断言，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比起中国人来会更多更深。
中国人却不同。他们的文明成就不仅高于日本人，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高过西方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他们试图保住自己的传统，保住自己文化大国的尊严。从情感的层面上说，这是无可责备的。民族主义精神历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对本民族文化的维护，也应该说是国民的责任与义务。然而，中华民族的当代悲剧也正在这里。它有优秀的文化和深厚的传统，但近百年来，这份遗产带给它的不是继续发展的资本，而是一块拌脚石，一个包袱，一副精神枷锁，一片妨碍它迎接新时代曙光的阴影。
因为各民族封闭自足的格局一经打破，民族文化让位给世界文化，乃是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历史的无情处，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而不管人们的民族情绪如何。
抵御虽然可以给文化的交汇增加困难，但终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反，越是抵御，抵御者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所留给自己的伤痛就会越重。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对西方文明在抵御中被迫逐渐接纳同时又在接纳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抵御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行程中，中国人抵御西方文明所持的盾牌自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用孔孟之学反对西学，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反对社会变革。其结果，不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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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
中国引向社会发展的正道，而是导人歧途。
西方文明的涌入对中国人所构成的伤害，首先在于这种文明的涌入方式不仅仅是文化的渗透，而是伴随着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决定了西方人非采取重炮相胁不可。文化传播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和风细雨式的，要么是文明强国吸取或同化周边民族的文化成分，要么是不甚开化的民族主动地吸取邻近的先进文化。另一种则是暴风骤雨式的，通常伴随着强国对弱国的军事侵略，以血与火的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在中西文化传播史上，西方人首先采取的是前一种方式，试图通过传教的方式将西方文明带入中华大地。这种方式虽然对中国固有的文明构不成多大伤害，但对中西双方来说都是不尽满意的。西方人对中国的重视，决非仅仅要把孔夫子的信徒引入上帝的怀抱，因为有计划的文化扩张总是多少带有某种功利的动机，绝不是单纯出于信仰的目的。
而中国人对于西人在黄土地上的传教，虽然起初没有感到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威胁，但基督教信仰与祖先成法的相违，却是统治者与一般文人所不能接受的。
１７世纪末年，轰动一时的“中国人事件”足可证明这一点。
“中国人事件”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大的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西方人初来中国传教，为在中国立足，对于深厚的中华文明传统不得不作些让步。如利玛窦一到澳门，就换去洋服，穿上袈裟。过了十来年，又脱去袈裟，改为中国儒生的长袍大褂，并苦钻中国文字，研习儒家经典，拜孔子，祭祖先，仿佛就是孔门中的洋学生。利玛窦的做法一则可以视为西人文化渗透的有效之策，同时亦可视为中国文化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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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新儒学批判
来文化的有效抵御。但是西方的教廷对利玛窦及其后继者的做法大为不满，认为天主教徒拜孔祭祖是对上帝的亵渎。
１６９３年，福建教区的一个代主教，责令所属教士不得再沿用利玛窦等人的做法，并对两个违抗训令的耶稣会教士给予严厉的处分。此举招来教民的愤激。他们涌入教堂，把这位代主教带侮辱性地痛打了一顿，事情闹得很大。
１７０４年，罗马教廷正式发布“禁约”
，禁止天主教徒拜孔祭祖。
１７０５年，教廷使者多罗奉命东来，要康熙皇帝命令中国的天主教教徒遵行教皇的“禁约”。是时的康熙大帝，文治武功，威风八面，断然不会答应多罗此种侮辱斯文的要求。
他传话给多罗：“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话不多，且不申明任何理由，足见康熙大帝对中国文明的信心和对西方人的傲视态度。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毕竟称得上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虽然他对西方传教士侮慢孔圣人的作法不能容忍，但对于西方的知性文化尚能接受。史载，他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过天文、物理、数学、医学、解剖学等知识。康熙之后，情况就大不如前了。雍正皇帝将传教士驱赶到澳门一隅，严加管理，各省天主教堂也相继被拆除。乾隆年间虽有些缓解，但文化排外倾向依然如故，禁令也未能撤销。自此，和风细雨式的文化传播方式被否定，继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是武力的挟胁。
１９世纪中叶，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主义壮举，引来了英人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满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声威扫地，也使国人“神明华胄”的荣光顿时暗淡下来。尽管不少的守旧人物依然抱着“祖宗之法”
、“夷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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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
辨“之类的信条不放，但西人炮火的威胁和《南京条约》的耻辱迫使国人不得不从”天朝上国“的梦乡里觉醒过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相比具有优越性。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第一批觉醒过来的人。
林则徐身为朝臣，心系万民，面对英人的军事威胁，深感熟知“夷情”之重要。为“深知来历”和“深知虚实”
，他搜购西人出版的书报，延聘国人通晓英文者，编译了《中西纪事》、《各国条例》和《四洲志》等书。魏源作为今文经学家，素怀“经世致用”的大志。为使国人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纂成六十卷的《海国图志》，大大地开阔了时人的眼界。正如梁任公所言：“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不过，就林则徐、魏源等人当时的认识水平，他们不可能认识到鸦片战争所体现的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国的失败，并非只是军事上的，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失败。他们只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物质技术的层面上接纳西方文明。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传统的先王之道始终是优于西方文化的。魏源认为，西方天主教“福音诸书，无一言及‘明心之方’、修道之事”
，①远不如中国圣贤之书有伦理价值。而且，在魏源看来，中国不如西方，只在物质技术方面，而西方不如中国，则在关系人生修为的道义方面。可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体用论者，后来洋务派所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发源于此。
①《海国图志》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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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新儒学批判
洋务派是一些将林、魏主张付诸实践的有识之士。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提出一套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他们接纳西学，举办洋务，广泛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同时设译书局，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就。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视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又必须看到，洋务派虽然主张接纳西学，比起倭仁等顽固的卫道者来，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充满着旧时代的滞气，头顶上仍然罩着一片传统文化的阴影。对他们来说，兴办洋务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的目的，一是确保专制主义王朝的安稳，二是确保孔孟之学的香火不绝。张之洞是洋务派文化主张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思想深处，兴办洋务只是手段，保国保教才是目的。辜鸿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
①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问题绝非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主张所能解决。而且，文化传播的规律也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现时代很难说是“体”与“用”的关系。
“用”之于“体”
，则“体”必变，其结果势必是旧“体”的死亡和新“体”的降生。另一方面，旧“体”之尚存，则新“用”之难附，其结果又势必是“用”之不当和失去“用”的意义。二十几年的洋务运动，国亦未富，兵亦未强。海防经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颐和园，北洋水师只是李鸿章手里的一张牌，以
①《张文襄慕府纪闻。清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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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
确保自己在清王朝的政治地位。
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又一次吃了大败仗。
《马关条约》给国人带来的耻辱一点也不比《南京条约》少。尤其使中国士大夫们震惊的是，战争的敌方，不是身材高大的西方人，而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
日本岛国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很多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当中国第一次遭受英国大炮轰击的时候，日本甚至比中国还落后许多。然而，短短的二三十年里，日本竟然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从中国的学生发展到中国的敌手，最后竟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受尽屈辱，割地赔款。
甲午海战的结局，无疑宣告仅注重器物层面的洋务救国之梦的破灭。
一些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绝对不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必须从政治制度方面动些手术。
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开眼看西方，而且还要开眼看日本。日本的突起，不正是因为二十几年前的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吗？因而，中国的问题不是要学的问题，而是要变。不变而学，只能学其皮毛；变而再学，或学变并举，才可学其根本。
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就是这些进步的文化人的集中代表。
他们认为，要真正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
的思想樊篱，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
由此，他们主张中西揉合，新旧并举。具体说即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这是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新的文化模式。在政治上，康、梁主张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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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新儒学批判
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康、梁的戊戌变法于救亡图存方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性质的政治事件。但是，两个变法，两种结果。明治维新把一个弱小的日本推上世界级的富强国家之列，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留下的是“戊戌六君子”的斑斑血迹和现代中国人为之的深长叹息。
康、梁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必然的命运。如果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很难说这次变法就会以它实际的结局那样为结局。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下去，假若没有帝党与后党之争，这次变法难道就会成功？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康、梁变法的失败绝非偶然所致，而是内含着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第一，变法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帝党与后党之争，表面看来为权力之争，但在对待维新的态度上，实则为两种文化之争。
面对维新事业的发展，顽固派群起而攻之，视维新为动乱，为大害。
他们惊呼：“舍名教纲常。
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
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立，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①第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虽然意图移植西方政治与经济，但由于孔孟之学根基太深，不得不借复古以维新，借旧瓶装新酒。康有为甚至以中国的马丁。路德自居，将孔子改铸为维新变法的“教主”。这种托古改制的做法，一方面
①《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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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１
说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与孔门道统脱不了脐缘，另一方面又依然给孔门道统以合法的思想主导地位，从而给顽固派用孔门道统反对维新的做法以合理合法的权力。
如果说１９世纪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一批来自传统文化堡垒里的新旧参半的士大夫的话，那么，２０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是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薰陶过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既反对“中体西用”和“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模式，也反对“托古改制”这一旧瓶装新酒的古老形式。他们不要孔孟之学，不要祖宗之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