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遍自然生命的人。
但在唐君毅看来，这种人文主义同样是有缺陷的。
他的理由是：“这一期的人文主义，亦同样是由于对治当时文
①《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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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０３
化上之偏蔽而起来的“。
对于本世纪的西方人文主义，唐君毅将其分为科学人文主义、宗教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三种。
在他看来，科学人文主义实则为一种自然主义，而非人文主义。其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来解释社会、解释人生，完全背离了人本主义的本义。而且，此种人文主义持生物进化论的社会学观点，相信凭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就可不断进步，既可改造自然，亦可改造社会，而不必信仰一切超自然的东西。这样，人文的东西越来越小，科学的魔力越来越大，其结果必将人文作为科学的牺牲品。
宗教人文主义是直接针对科学人文主义而兴起的，以马里坦、贝加叶夫为代表。他们认为，纵使用科学技术方法能够创造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也并不一定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因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只是成就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并不能将人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加以提升或深化。
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技术的落后或社会组织的不完善，而是过于世俗化和物化。因之欲挽救人类之堕落，非回到上帝的庇护伞下不可。对于此种人文主义，唐君毅同样持批评态度，认为它虽然顾及到人的精神生命，但将上帝作为人文基座，仍然没有走出中世纪神学的思路。
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按照唐君毅的理解，发端于基尔凯戈尔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把人类精神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客观化外在化的东西来处理，把人变成了自己的客观对象，失去了人自身的主体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主张，人不是抽象的人，符号化的人，而是有个性的人，有血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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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新儒学批判
的人；重视人，必须重视人的感性生命，承认人在宇宙人生中的主体性。但是，唐君毅又指出，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还是没有给人类指明一条光明向上的人生之路。此派哲学试图将人类从理性主义的符号化世界里救拔出来，但其所给人类的不是希望，而是颓废，不是进取，而是畏缩。因为它所描绘的人生是烦恼的人生，走向坟墓的人生。
在梳理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之后，唐君毅认为，真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主义传统在中国，而不在西方。西方的人文主义始终在偏蔽的道路上行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中国的人文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这种偏蔽的现象，始终在天人合德天人不二的思想轨道上发展着。
所以他说：“中国儒家之人文主义，是已有之人类人文主义思想中比较合标准的。”
①
什么是人文主义，唐君毅的理解是：“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之外、人之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
②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思想里虽然没有“人文主义”这一名词，但人文的观念与人文的思想早就有了。如《尚书。尧典》：“文思安安”
，《舜典》：“睿哲文明”
，《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
，都看重一个“文”字。又如《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礼记》：“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
①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第５９６页，学生书局１９７４年版。
②《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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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０３
也“
，直接将“人文”连用。由此，唐君毅下了一个断语：“人文这个词，原是中国固有的。”
①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人的人文主义精神虽然起源很早，但真正作为一种思想传统，则是由孔子开创的。他说：“由孔子至秦之一时期，即可称为中国人文思想之自觉的形成时期。”
又说：“孔子一生之使命，不外要重建中国传统之人文中心的文化。”
②孔子的人文精神，直接为孟子和荀子所继承，虽有小异，但基本精神则保持着。孔子重人格，强调“文之质”
、“文之德”
；孟子重人性，强调尽心尽性，把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荀子重礼制，强调文化的统类与人文世界的结构。故唐君毅又说：“孔子重言礼乐之意，孟子重言礼乐之原。荀子言礼制，而后重礼乐制度之实效。
此实效即树立人文世界，以条理化自然之天地与自然之人性“。
③
唐君毅指出：“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思想很早便特注意‘人’的观念。”
④比如，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
，主要讲的是“人道”
，而西方希伯来最早的经典《旧约》、印度最早的经典《吠陀》和《梵书》则主要讲的是“神道”。又如，中国古代经典中“天”的观念，虽也有人格神的含义，但总是连同天象天时一起讲，治“历”明“时”
，主要是为了“人事”。再如，西方人关于神、自然和人
①《人文精神之重建》，第５９０页。
②《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２４页。
③《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２６页。
④《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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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新儒学批判
的观念，首先注重的是神，其次是自然，最后才是人。中国虽然也讲天地人，但三者的观念却是同时产生的，且无所谓轻重，“天大地大人亦大”。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重“人”的观念，并不象西方人那样，是由于对治某种偏蔽的思想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中国人之自觉的反省自己之为人而起的”。当人的心灵“清明在躬”时，便能有自觉和反省，而自知其为人，而求自立于天地间，即立人道。对此，唐君毅有一段极通俗的表述：“此立‘人道’，好以依直线的向上方式而讲的。人之自身本来是一直不断生长和向上的，故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在生理上，人可以由‘幼儿’成长为‘大人’，人在精神上，也同样可以由‘小人’修养成为‘大人’。人之自身要求生长和向上，并非由外在事物之压迫所引起之反抗而产生的。我们说，中国人传统的人文修养，是要把小人修养成为大人。但这个‘大人’的意义，不同于今所谓伟大人物。今所谓伟大人物，恒是含有英雄性和威胁性的。中国之‘大人’一词却不然，如‘夫子大人’，‘父亲大人’之类，全不带英雄与威胁性。此所谓‘大’的意义，是指‘心量’的大，和‘德量’的大。”
①
这‘立人道’，反映到人与天的关系上，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德”
、“天人不二”。这是因为儒家看“人”
，不单是从“现实的人”看，更主要的是从“理想的人”看；不单是从“普通的人”看，更主要的是从
①《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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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１３
“人之最高可能性”去看。由“理想”及由“人之最高可能性”
看人，则人可以由小人成为大人，由普通人成为圣人。
人一旦成就了自己，成了大人、圣人，便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进而言之，如此心量与德量的扩大，便能与天合德，人心通于天心。这样，宗教与道德也就连为一体，无所分隔。
再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并不将人与自然置于相对相碍的两极。按照儒家的思想，人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同样能够在地面上成就各种事业，即“人文化成于天下”。人心上通于天，下立于地，天地人三者合一。通过人的关系，“形上之道”同时可以表现于“形下之器”中。所以，中国的人文主义既不必反对宗教，亦不必反对科学。因为人上通于天，下立于地，本身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主义传统发展到了唐以后，便是宋明儒家的“立人极”思想。宋明儒认为宇宙间有“太极”
，人世间也应该有“人极”。所谓“极”
，也就是大中至正的意思。但是，人如何才能“立人极”呢？先秦儒家教人由小人成为大人，宋明儒家则教人去掉内心的渣滓，因为这些渣滓是人心多余的东西，有碍于人的道德进步。不过，宋明儒家去掉内心渣滓的思想，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西方的“对治”
，是相对于人心外部的社会文化而言的，而宋明儒家的去渣滓本身就是内心的德性修为，其思想根据基本上与先秦儒家相一致。这在于，中国人文主义思想，历来认为人类文化就是人的内部德性所放出的光辉，即所谓“德辉动于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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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新儒学批判
业见于外“。
唐君毅看到，现代世界的中西方人文主义都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威胁和打击。他所说的唯物主义，一是“观念上的唯物主义”
，二是“行为上的唯物主义”。前者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国家被视为一架大机器，个人只是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后来来自欧美的现代文明，金钱被奉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尺度。这两种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人的价值等同于物的价值。唐君毅认为，人类文化的重建，关键在于人文主义思想的重建，将人从这两种唯物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但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如何重建？唐君毅在这一问题面前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思想，必须是中西会通的人文主义之思想”
，又说：“中国的文艺和儒家的学问，印度的瑜珈及佛学，西方基督教之灵修……均能帮助人作超化自己之工夫，使人由小人变成大人”。
①但另一方面，他对基督教的评价并不高，而且还认为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反人文的。
因为在他看来，第一，基督教在人的内心之外，设立一尊上帝；第二，基督教主张“原罪说”
，使得人的自我成就变为一被动的行为。
再者，对于近代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唐君毅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他虽然主张“中西会通”
，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已在他的评价之下，失去了会通的价值。由此亦可看出，他所主张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其根据地只能在中国。因
①《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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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１３
为在他的认识里，只有中国的儒家才是一门最能使人由小人变为大人、由普通人变为圣人的学问。
（三）儒学文化的宗教精神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自序”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吾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不取时贤之无宗教之说，而主中国之哲学、道德与政治之精神，皆直接自原始敬天之精神而开出之说。故中国文化非无宗教，而是宗教之融摄于人文。
……余于中国宗教精神中，对天地鬼神之观念，更特致尊重，兼以为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所不足，并可以为中国未来之新宗教之基础。余以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
①
这段话，很能代表唐君毅的文化主张。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圆满，关键在于看它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又是以宗教精神为最高层次的。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否圆满，关键又在于它的宗教精神是否圆满。可以说，这是唐君毅哲学的基本思路。正是因为这一思路，他为了赞颂中国儒家文化的美妙，不得不要在如下三方面下功夫。第一，说明宗教于人类文化的至上意义；第二，论证中国文化精神的宗教性质；第三，从各民族宗教的比较中，凸显中国儒家文化宗教精神的最高层次。
１９５７年，唐君毅于《民主评论》发表一长文，题为《人
①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第７页，正中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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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新儒学批判
的学问与人的存在》。
在此文中，他将人的学问按其高下次序定为七种，即：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
①
“为人之学”之所以居于最高层次，按照唐君毅的说法，第一，“为人之学”使人成为人。而人成为人，又是人成就一切事功之根本。第二，“为人之学”最具普遍性，是人类所有的个体都必须重视的一门学问。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如何做人的问题。在唐君毅看来，这“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内涵就是如何使人过道德生活，和如何使人从其道德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
人们过道德生活，追求生命价值，原是属于精神生活的事情。
而在精神生活里，其最高层次又是宗教。
②
宗教之所以属于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按照唐君毅的理解，是因为宗教直接关系着人的价值问题和生活意义问题。
他说：“人类精神，若不有一在客观宇宙中之不朽意义，则一切福德，毕竟只归于空幻。唯物论者及社会功利主义者与反宗教之人文主义者之抹杀此问题者，皆由于其对人类之有价值而备福德之人格，未能真致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