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强调的是人治的一系，而民主所强调的是法治的一系。人治虽然也有法，但此种“法”不是民主政治含义中的法，而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之法。对统治者来说，它是法宝，对被统治者来说，它是枷锁。每一个当权的最高统治者都可根据自己的利益，任意修改前代的律法，或者全然推倒，另立新法，而自己完全超然于律法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和规约。而法制社会的法，虽然也是靠人来实施的，但没有人能够超乎法律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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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５新儒学批判
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尽管在法治社会，存在落实不彻底的问题，但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则是人人平等，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应受到同样的保护和同样的制约。
民本思想虽然有助于仁政德治，可以给百姓们带来些好处，但对统治者并不能构成强制的规约。它要求统治者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必须做什么。而应该与不应该，完全属于道德范畴和基于道德自觉。我们前文说过，在人治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道德自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有此自觉，老百姓便可得福，无此自觉，老百姓便会遭殃。但是，道德自觉完全依赖于心性修为，没有外在的强制性，且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败下阵来。
如此决定着民本思想虽曰高尚，落实起来却是不易。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才会出现昏君多于明君、贪官多于清官的现象。
再者，民本思想不是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位置，而是将君主们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思想里，人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自己作主。他们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发善心施仁政。正惟如此，他们才会崇拜明君与清官，才会在此崇拜行为中养成一种奴性人格。他们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
，与乞丐期求施舍的心理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以自我人格的泯灭为代价的。如是，则又强化了整个社会君本位官本位的意识，从而使专制主义政治更为巩固，亦使民本思想很难落实。可以说，民本思想只会导致人格的沉沦与昏睡，而不可能唤起人格的觉醒，更不可能有人格的独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百姓们世世代代期求统治者仁政德治，然而事实中的仁政德治却是很少；他们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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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家性命荣辱祸福寄托于最高统治者一人身上，时时关注于他的健康、行止乃至生命的长短，唯愿暴君早死，但求明君长寿，但事实上，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受奴役的处境，始终在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重压下苦熬和呻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与中国文明的一大悲剧。
一点比较：新儒家与法兰克福学派
在文明人的观念里，世界万物，人是最高贵的。但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不过是一种动物，而且是一种最为软弱的动物。其他动物，均可依仗其本能抵御或避免别的动物的生存威胁。如牛羊，头上长有坚角；可以抵御来犯者；如犬马，擅长奔跑，可以逃离来犯者。
而唯独人既不擅奔跑，又无坚角利爪，而且赤身裸体，不堪寒暑之苦。但人类的可贵之处是，他有一个其他动物所无法比拟的大脑。凭着这一聪明的大脑，他创造了文化，弥补了自身的缺陷。
但是，从人类的发展史上看，文化的创造对人类来说，既是福音，又是祸事。凭着文化，人类克服了自身的不足，并渐次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由最软弱的动物变成最强有力的动物。
但文化的每一步发展，同时又意味着新的陷阱的设立。
这在于每一种文化成就，都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比如石器，原始人既可用来打杀野兽，敲砸坚果，同时又可安在箭上射杀同类。
又如国家机器，文明人既可用来协调人际关系，保障社会的相对和谐，但同时国家又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转为社会和谐的破坏力量。因之，文明社会伊始，一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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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社会与人生的文化人，许多都有一种反文明的情绪。中国的老子庄子就是典型的代表。
反文明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批判的，反思的。
这在本世纪的西方思想界表现尤为突出。
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文明一路凯歌，日新月异。然而本世纪无数事实证明，工业文明给西方人所带来的福祺与灾祸同步增长。人们拥有了充足的物质财富，同时又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许多东西，且朝着恶性循环的趋势发展。
军备竞赛，商业竞争，环境污染，越来越令人揪心。此种灾祸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便是永无止境、令人疲惫的竞争。对科学的推重变成了对科学的崇拜，科学主义演变成现代神话。
人们只看到技术的优越性，以及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械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仅忽视了人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创造，就连“文明”一词所包含的精神与道德品质结合的意义也渐次丧失。人们处在深深的困惑之中：究竟是科学应该为人服务，还是人应该变为科学的奴隶和牺牲品。
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是它的数量化与标准化。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数量无甚意义。科学带来了数量化，科学的基本要求就是数量化。不量化等于不科学。可以说，工业文明就是一个数量化的文明。各种各样的数字统计，把人的存在意义降低到产品的数量意义。与数量化相应的是标准化。工业产品、产品的生产程序以及产品的管理与交换，只有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才能符合大机器生产的要求，也才能最高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产品的标准化，使现代社会生活趋同化。
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以及个人的爱好愈来愈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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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１５
数量化、标准化是工业文明中主宰人们生活的基本规范，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田园牧歌式的封闭社会格局一经打破，这种趋向就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未来社会里，你只能去适应这种规范，而不能凭着个人的兴趣超然其外。你的个性，你的审美，你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将会湮灭在这种规范之中。人再也不能弄潮，反而在规范化的浪潮中犹如漂零在汹涌波涛中的一块木板，颠沛沉浮，无根不定。
人们原以为科学的进步可以给人类带来一块新天地，然而一旦到了这块新天新地，又发觉到他们所得的少，所失的多。这种失落是精神上的失落，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失落。现在上帝没有了，乐园没有了，有的只是科学以及失去上帝之后的精神苦恼。人类原本是一有限的生物，它需要上帝这一无限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上帝的失去，致以人类走到了精神的荒原，无家可归。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他们有思想，有文化。他们既可创造文化和深受文化束缚之苦，同时又能时时进行文化反思，在批判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不管这文化批判与文化创新是否有效，但人类自我调整的努力却是无止境的，也是极可贵的。本世纪西方种种人本主义思想，就是此种文化批判与文化创新的努力。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最为引人注目。
法兰克福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霍克海姆所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以及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该学派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与文化，也从总体上批判之。他们着眼于当代和现实，批判现实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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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传统。面对科学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沉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衰败，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对工业文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主要对象。他们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发达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社会”
，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但这个社会是畸型的、单面的、异化的社会，是远离了人的本质与人的目的的社会。阿尔多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下旋转，文化商品化使文化的产品变成了批量生产，致以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规律和特色。艺术家受雇于主人，在拜金主义的蛊惑下，机器般地进行艺术创作，灵感没有了，风格没有了，发展起来的是程序化的工艺。由此，在机器工业的侧旁又产生了一种“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一经产生，文化产品一经商品化和程序化，直接后果便是文化的标准化和千篇一律。
在标准化的文化面前，大众文化需要变成个人文化需要的定向，个人在大众文化里失去了自主的情感。
在法兰克福学派里，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马尔库塞和他的“单面社会”理论。他认为，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已不同于以前的对抗性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统治取代了政治统治，物的权威取代了人的权威，社会的对抗因素、矛盾因素都在技术统治的浪潮中消失，代之的是社会的单面化，即社会越来越朝着单向度发展。
“技术理性”决定一切。具体说就是：在政治领域，单向度社会的特征是各种政治力量一体化。党派之间只有竞争，而无政见上的冲突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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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连共产党也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暴力主张而同议会合作。
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骤增，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白领化，劳资关系不再紧张。
在思想文化方面，单面社会的特征是思想与现实的同一。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给人们带来了丰裕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带走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整个文化在肯定面上发展，精英文化消融在大众文化之中，人们越来越懒于作哲学思考，更不愿作人生价值的思考，“逐渐失去形而上学的特征”。在这里，人们不再需要英雄、骑士，更不再需要道德圣贤。在社会生活方面，单面社会的特征是生活方式的整一化。工人和资本家观看同样的电视，普通公民和政府高级官员坐在同一剧场看戏，打字员同他受雇公司老板的女儿打扮得同样的漂亮，就连谈恋爱的方式也越来越趋于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本世纪西方文化危机及技术理性统治一切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乃至犹太教。
基督教和犹太教在人之外，凸立一位上帝，将人的思想引向外，而不是引向内。
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方面，倚重的不是人，而是上帝。近代西方的科学理性崇拜，实则是从中世纪的传统发展下来的。不同的只是，把上帝换成了科学，把信仰换成了理性。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追求的是一种对自然加以分析和统治的知识形式，宣扬自然神论，看重抽象的理性，从而把活生生的世界变为量化的世界和机械化的世界，而现代工业则是进一步将世界物化，以至于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人的信仰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种技术理性发展与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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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
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在新儒家诸先生的论著里有着系统的表达。新儒家作中西文化比较，旨在通过贬抑西方文化而凸显中国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
尤其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批判最为激烈。在他们看来，西化之路其所以不能走，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已经走到了绝境，非但无助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且自身难保。
当然，在新儒家看来，科学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好坏，问题只是出在人们对它所抱持的态度上。这就好像一个刚刚涉世的孩子，你对他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他就会朝着积极的进取的方向发展，如果任其自然，由他自由发展下去，那么他就很可能学坏，走入人生的歧途。对此，唐君毅说：“真实的具体存在之人文世界人格世界，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可合称为一人文历史之世界。
在此人文历史之世界中，有个个真实具体存在之人，与其具体存在之文化活动，所形成之各人群、各民族之文化。科学家与科学，自亦在其中。科学家在历史中活动，以实现真实的理想与价值，而科学亦在人类文化之历史中，表现其价值。由于科学本身亦有历史之演变，于是一切科学思想与其思想中所含之真理，亦必须隶属于科学家本人之真实存在，而后能说明科学历史之何以亦会演变，与科学之何以得存在，而为人文世界之一领域，并得在此人文世界之历史中表现其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确立真实存在的科学家之人格及其他人之人格与其各种文化活动，合以构成之人文历史之世界，为包涵科学以上之更高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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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２５
只有在此真实中，乃有人类之真实的理想与价值之实现。“
①
在唐君毅看来，现代文明使人成为“街上人”。所谓“街上人”
，就是“买东西的人，卖东西的人，驾驶机器的人，来来往往走路的人，登记名字于银行旅馆的人，往税局纳税的人，在军队行列中戴军帽的人，在议会门前投票的人，在工厂中作八小时工的人”。这些人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而是“以其一抽象任务而出现的人”
，任何人都可以代替。对于店铺，任何人来买东西，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来买东西就行；对于机器，任何人来操纵，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操纵就行；对于工厂老板，任何人来做工，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做工并能按要求做好就行。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对于他人来说，都是“任何人”
、“抽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