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则幽默形象地把隐藏在心灵世界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渲染出来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淮河以南的柑树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柑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结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满釉彩的标志性个体，历史名人从来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鱼，人文地理就是水，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树，人文地理就是土地。离开一定区域的自然与社会交汇的总体背景去奢谈历史名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历史名人恰恰是区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标记”的一种充分体现，同时它也进一步修补和深化了人文环境的外部功能。
19世纪末年，泰纳·勃兰克斯等风头强劲的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们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
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支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齐鲁文化为例，尽管如刘禹锡所说，齐鲁人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邹人东近沂泅，多质实；南近腾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但从总的角度来看齐鲁人给人的印象是壮实英伟、淳朴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潜含着英雄主义的阳刚豪洒之气。在今天，齐鲁人被认为是保留中国北方传统风尚最多的群落，提到北方人人们最先想到的首先是他们。
在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在早期儒家文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特质。传统儒家文化的正脉发迹于齐鲁，除了文化圣人孔子以外，早期主要人物绝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带，诸如孟子、子思、曾参、颜回、子路、子贡、曾皙、公冶长、原宪、伏生、主父偃、孔融等等。这一精英群体在齐鲁文化中应运而生并非偶然现象，只有适合于营造儒家思想的人文地理模式中这一切才可能发生。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齐鲁自古出贤相。诸葛亮、管仲、晏婴、王猛、王导、房玄龄等历史上重量级贤相都是山东人。齐国的建立者姜子牙和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两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贤相。另外，有人推断商代著名的贤相伊尹也是山东人。山东历史上贤相辈出的情况与唐代以前这里发达 的经济、深厚的儒家气脉、雄浑的人文情貌是分不开的。
“文章不疗山水癖、身心每被野云羁”。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区域文化的闲书，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化随笔集。书中浮现着的正是中国那无比古老、硕大漫长的鲜活身影。读者手持一册，坐于斗室帷幄之中，而能在综罗百代的广博细微中餐霞饮月、燕闲清赏，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此中有深意，如清初文人张潮所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瞄准“中国区域文化”这一靶心，我们大可以施展身手，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名山大川多得不得了，而历史更是长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和喜欢回忆历史的美国人大不相同，美国历史就算从1776年算起，到今天也只有200多年，难怪法国人讥讽说，美国人喜欢回忆历史，但一回忆到他们祖父的父亲那里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
在今天，对区域人才地理和区域人才资源的研究开发已被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书无疑是该课题一个很好的民间读本
燕赵乃慷慨悲歌之地
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
燕赵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土地深厚，阳光清旷，天气萧凉，自古就是雄视中原的兵家用武之地；以出产英雄豪杰而闻名，唐代大诗人杜牧感叹此地是“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
燕赵大地盛产菊花和高粱。菊花散发着高洁苍凉之气，它英气逼人的骄人姿态就是燕赵人的写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同时也暗示了燕赵人特有的悠闲生活。高粱在北方的农作物中是最具有辽阔壮美的气质的，它不像黄云般的麦穗那么轻袅，也不似谷子穗垂头委琐的神气，它高高地独立着，在烈日下遍野碧绿，充满勃勃的生机；高粱熟了可酿成老白干酒，燕赵人就喜欢喝这个，离不开这个；高粱酒热烈、醇厚、浓郁的脾性就是燕赵人的脾性。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曾用菊花和刀来比喻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那么我们何不可以用菊花和高粱来比喻燕赵人呢？
壮丽的碧海青天，巍峨的万里长城。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然而燕赵大地还蕴含了无限的优雅之气与闲散的情调，以及太多太多的无奈和苦难。
燕赵与江南比起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
燕赵形局
我们姑且在地理上把燕赵界定为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历史上的范围肯定还要大一些。
在古代，据说燕子飞到燕山一带就不再往北飞了，所以当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武王把同姓的贵族功臣召公封到这里后，这个新的诸侯国就被称为了燕国。 作为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描写的是义薄云天的烈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救护的孤儿赵武，便是赵国建立者赵简子的祖父。赵国在赵简子手里很快就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北京是世界上著名的十大都城之一，即使从金代算起，它作为都城的漫长历史也已长达800年之久。
燕赵北面有燕山山脉和万里长城，西部是太行山脉，东边濒临渤海，南方是丰足的大平原。古代军事地理观察家们称这里的地理是：地势雄要，山川巩固，内跨中原，外控朔漠，水甘土厚，物产丰富，以扼制天下。对文治武功皆有卓越手腕的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打算建一个新都。当他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约20里）、大都（北京）之间拿不定主意，这时，僧人出身的邢台奇才刘秉忠和蒙古贵族巴图鲁就极力劝告说：“幽燕之地，形势雄要，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大王若欲经营天下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便选择大都做了都城。
燕赵地势开阔，沃野千里，兼有三面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在汉代之前，北中国的第一大水脉黄河流向比现在靠北，那时的黄河绕太行山流经燕赵大平原，最后在碣石山一带入海。于是黄河一方面成为燕赵战略上的南部天堑，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富庶的重要保证。那时候，北中国是整个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之一，在各个领域里扮演了历史的主角，三秦、燕赵、齐鲁等北方区域都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后来美丽富饶的长江以南区域那时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褥的阴湿蛮荒之地。经济重心的全面南移是唐朝后期到五代时候的事。
燕赵对于整个北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打起仗来一旦守不住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屏障，那么整个黄河流域就很容易沦入北来之敌的手中。楚汉相争时，如果赵王听信了李左车奇袭韩信粮道的计谋，那么在著名的井陉之战中，韩信的军队将在险要的井陉口遭到失败，那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家名句也就成为赵括式的“纸上谈兵”了。如果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刘宗敏、牛金星等人的行为稍微收敛一些，不致于惹得已经答应投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打开山海关迎接清军的话，满清人强大的八旗骑兵是否能入主中原还尚未可知。20世纪30年代，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就真心抗日，在燕山一带集结重兵对付日本人，则日本人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在短短不到一年就占领大半个中国。
丰厚的燕赵文化对世界的最大献礼是北京城。
施宾格勒在名著《西方的没落》中说：“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北京东临大海，西面北面重冈叠阜，南面是开阔富庶的温带大平原，它是沟通华北与辽东、内蒙、热河的枢纽，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所谓背靠重山，君临大平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扼居庸以制胜，拥燕云而驭夏，总握天下大势。在风水术盛行的古代，北京被赋予了尊贵的地位。
风水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精华所在，但它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派生出了“天人感应”和“地人感应”思想，风水术就是这些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古代，“风水”的幽灵游荡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莫不趋之若鹜。
古代风水学认为作为帝都必须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既能控扼天下，又不局促偏安于一隅，在地理上要“控制六合，宰割山河”。如北京在地理上有“挈裘之势”，意即北京是中国这件裘皮大衣的领口，只要拎住它，整件裘衣就可以随势提起来，如西安有“建瓴之势”，瓴是一种盛水的瓶子，因为西安据关中四塞之土，东有黄河天险，地势上俯瞰全国，一旦东部地区有事，可马上出潼关沿黄河东进控制全局。又如洛阳有“宅中图大之势”，因为洛阳居于中国的正中腹地，便于向四方拓展。
北京所处的位置非常契合风水所谓的法度，它背靠燕山山脉，黄河挽其前，鸭绿江界其后，被誉为是朝迎万派的万里河山朝宗之地。北京周围山川环卫，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了发达的海河水系，地脉的形势全，风气密，符合藏风聚气的风水要求。
在古人看来，北京是一块“王不得不可为王”的宝地，把都城建立在这里，那么中国这件“裘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在手里。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首都“蓟”开始，北京在北中国就从未失去过政治中心的地位。
激情大地
在北温带，燕赵一带的景物显得廖廓而苍远。坦荡裸露的大地在掠人的阳光下伟丽无边，大海稠湿的清气袭向山水和天空。白绸般的白云舒卷飘飞，成群灰白大雁的身影滑过皇家的红墙黄瓦。
千百年来、性情豪洒、刚柔相济的燕赵人像北方的老槐树一样栖息在这里，他们体魄强壮，喜欢吃馒头啃大葱，习服于艰苦的生活，他们是慷慨激昂的燕赵大地的主宰。
陶然亭的芦花，什刹海的明波，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红叶，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荷香菱荡的白洋淀，海天一色的北戴河，古朴雄伟的万里长城，神秘宁静的承德避署山庄……哦，碧云天，黄叶地，燕赵的景物令人魂牵梦萦。
喧哗的光影
燕赵的景色像酒一样。这不是清凉的葡萄酒，不是温柔的绍兴女儿红，也不是高贵的茅台酒。这是温带北中国土制的高粱酒，那刺人的烈性，袭人的酒香，醉人的酒液，江南斯斯文文的白面秀才是喝不了的，只有土生土长、淳朴坚毅的燕赵农民才能喝。
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青纱般如梦如幻，青光浮动着古老文明的帐幔。高粱熟了，沉甸甸的红穗子光灿灿的。它沉静的美丽造型令人惊讶，它的红色使人产生理想与激情。高粱在燕
赵雄沉的大地上疯狂地生长，威风八面，是它唤醒了燕赵人潜伏在强权下的真情人生。到了九月九，酿新酒，上好的高粱酒出在秋天的最深处。
历史上的每一个燕赵人就是一棵红高粱。
还有棉花，棉花成熟了，四野皆白，明朝末年后燕赵就盛产棉花。高粱上下一片红，棉花上下一片白，把萧凉的燕赵沃野装点得分外妖娆。
燕赵高旷深碧的天空，像某种海青色瓷器的釉彩，非常容易勾起人们的缅怀之情。在南方晴朗的日子里，天上总有一两缕很薄的纤云飞着，并且天空的蓝色，总带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色，燕赵的天空却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对着天幕注视一会儿，身 上仿佛可以生出两张翅膀来，使自己轻悠悠地飘上天去。
但是这些年来，天空已比不上从前那么蓝了，颜色由深蓝转为了灰蓝，文化被技术蒙上了阴影，我们站在燕赵的土地上已经很难看到以往的万里蓝天了。
在民国时期的旧北京，“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就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蓝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到了黄昏，红日西沉，红霞万朵直照得北京城一片鲜红。
这样浩蓝的天空是大自然的倒影，这样的天空使柳树、枫树、樗树、柿树、黄栌树在苍凉中透出静穆而清灵的韵致。到了秋天，秋草萋萋，秋山红遍，西山数不尽的诸峰，又如笑如眠，带着紫苍的暮色静躺着，你若叫它一声，好像这些远山都能慢慢地走到你的身边来。
另外一种值得一提的树就是老槐树，它遍布燕赵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高大茂密的老槐树对河北人来说是一种能够慰藉灵魂的树。今天的河北人大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历史最远只能追溯到14世纪的明朝初年。原来的河北人或死于战乱，或 背井离乡逃亡它方，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移民政策把大量的人口迁移到这里。但仅仅过了几十年，当时坐镇北京的永乐大帝朱棣为了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又一次在河北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据有关传闻和史料记载，河北人在这次大屠杀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人口所剩无几，后来，朱棣将北京定为首都后，不得不把大批山西人和其他地方的人迁移过来，所以，今天的河北人有祖先是山西人的说法。当年的山西人背负着一把故乡的泥土和一些故乡的槐树种来到了河北，从此，河北有许多村庄都把老槐树当作了祖先及乡梓的象征，他们教育自己的儿女说：“孩子，别忘了咱家祖上是从山西洪县的大槐树底下搬到这儿来的。”
一碧万顷的天光使我们暂时忘却了屠刀和鲜血。天光深入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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