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个关于中日金融合作的论坛，北京大学方面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厉老师签名的邀请函，感于当年厉老师的热情帮助之德，我推辞了另外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会议，专门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必恭必敬地向厉老师呈送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会议上十分忙乱，来不及与厉老师细谈。出门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对厉老师说，我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厉老师拿起我的书，指着封底上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张培刚老师吗？”然后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开了。
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北京工作之后，尽管与董老师同住一个城市，但是考虑到董老师异常繁忙，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愧对董老师当年对我的关心，无颜去打搅董老师，所以反而联系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文章、观点和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读时亦觉亲切。期间曾经有一次联系过报考董老师在社科院的博士，董老师答复说，刚好那一年没有轮到他招生，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从而转考中央财经大学了。
在此期间的见面，就基本上是在一些论坛上，董老师在讲坛上侃侃而谈，我则是在台下认真记录，并且在内心向董老师表示深深祝福的听众。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内向的、甚至有些羞涩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能知道董老师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地打听董老师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我心中十分替他高兴。
我在香港工作时，常会从深圳坐飞机返京。一次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走过安全检查门，等到我追过去找，他已经走得不知去向，让我在人来人往的深圳机场颇有一些怅惘。不过看到董老师还像一个独行侠自如地奔走各地，还是让人感到高兴。
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在经历了多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杨再平读完董老师的博士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博士后，师从胡乃武教授；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随胡乃武教授作博士后的，后来因为手续等方面的技术原因，转而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所以是差一点与杨再平博士成为同门师兄弟的。有了这个渊源，我经常通过杨再平博士了解董老师的一些状况，所以虽然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是对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十分熟悉。杨再平博士邀请我参与这个小组，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与杨再平博士的谈论中，我多次提及过董老师为他的学友、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小组，由杨再平博士、叶辅靳博士和我组成。杨再平博士和叶辅靳博士都是董老师的亲佳弟子，对董老师的经济思想更为熟悉。所以第一次在董老师的新家中讨论提纲时，董老师特地赠送给我一套比较完整的著作，这使得我有机会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演变框架。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年给我的帮助；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评委中又经常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我获奖，才从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
我又说，我其实一直希望有机会多拜访董老师，向董老师学习，但是惟恐冒昧；何况自己一无所成，经常拜访反有攀龙附凤之嫌。董老师退休后，连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我倒是有机会聆听他指教了。现在想来，幸亏我当时抓住机会向董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不然现在就更为后悔了。
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出患有直肠癌。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研究，是此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目前也有一种新药在试验中，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电话指导书稿的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的遗作了。
董老师去美国治疗之前，不少友人前去送别。我考虑到董老师已经检查出重病，人来人往可能不利于身体恢复，不当有过多的应酬，于是给董老师写了一份电邮，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去送别的原因，同时祝福他顽强的生命再次激发活力，尽早康复。董老师很快就回复我的电邮，情绪也十分稳定乐观，我心中稍感宽慰。
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送别董老师去美国时，七尺男儿，当着董老师泪流满面。我对韩志国一度表示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的送别就是最后的诀别？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
董老师，从今而后，他将从美国归来，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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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2节 自发的法律与自由市场
《万科》周刊
秋风
自亚当斯密以来，尽管经济学界的风向几度变幻，但大多数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市场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当然，自由市场首先需要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而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学家都会同意，只有法律之治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显而易见，在法律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然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自由，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扭曲。
经验的事实是，共和时代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
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
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
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心中，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是这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
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科学专家。”
对于普通法，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
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样描述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
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发布的所谓裁判官法。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地影响实体的诉讼，从而创造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息地创造法律。
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法律。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时代。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理论和裁决编篡而成，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
市场经济与普通法
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历史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英语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惟一法律之时。”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
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学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就像在计划经济与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学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