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类企业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中国的GDP有了飞速的增长，在每个地区有这样一个企业，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影响，增加收入，增加税收，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把国外制造产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中国来了。问题是，这种制造行业的转移，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型企业——比如在苏州的工业园区，大概世界500强的前几位都在那里，这种制造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资本追逐物美价廉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些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拉美国家，现在又从拉美国家转移到了中国，无非是看中中国的物美价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看到的都是它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当然早期是这样，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看到的所谓的“MadeinChina”，意味着是质量很差的电子产品。现在不一样，中国制造的产品，其质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我们的电子商品一点也不差。问题在于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制造的，但是上游的核心技术不是在我们手中。在专业的领域，我们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产业链中的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
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处于低端产业，这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98年写道：关于暴利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基本就是这样，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制造业就要仔细反思——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在1995年的出口首次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但实际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从机电产品贸易模式来看，在机电产品高速增长的2000年，出口加工贸易的占到75。4％，普通贸易只有23％，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加工家电装备行业上。
实事求是来讲，在我国国内外市场上占优势的企业中，它们的优势主要是提供零部件的生产，无论是技术开发和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都属于起步的阶段，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更是一片空白。方正激光照排，到现在为止被政府仍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领域我们确实是世界第一，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领域受整个经济大盘的制约，在许多领域上都没有做到应有的业绩。这是非常遗憾的。
当然，这方面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仔细研究一下韩国，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韩国有现代汽车集团、三星电子集团，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企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忧虑。我觉得这不是杞人忧天。比如说，我们该怎么看拉美化现象？我和牛文文谈过这个问题，后来《中国企业家》出了一个专题叫“拉美化之忧”。从表面上看，中国制造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但我们还要想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透过拉美化现象，我们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潜在的危机。
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虽然使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更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和影响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如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营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逐步把利润吸走；另一方面，它们短期为这个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就导致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往哪走？往中国走。
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不选中国而选拉美呢？因为资本输入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要非常地安定。他为什么不到非洲呢？因为非洲这个社会不安定，在打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国际资本到中国来，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而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忧虑。
第四个问题，从目前中国制造的产品来看，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前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后者也集中在加工环节。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集中在“跨国公司的供货商”的角色，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基地。这一点我们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种低水平、无技术或者是低技术的生产，能否让中国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导？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20年之后，非洲国家不打仗了，转向发展经济，他们的劳动力就比我们便宜得多了。到时候产业全会往非洲转移，中国的经济就会变成和拉美国家一样的下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主要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倍感痛苦的一件事儿。中国的诸多产品，像空调、电视机、PC机、VCD、DVD、手机、汽车等等，从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制造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提供商提供了产品。韩国的汽车厂商，资产都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而中国的路上跑的都是外国品牌的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五个问题，政府扶持本国产业的必要性。专利的获得手段有两种：自己研发；通过资本获得。以往中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是失败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反省一下过去的产业融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把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的公司，我们换回技术了么？初衷很好，实际上却没有。
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关键时刻的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的发展就是这样。因为天然的限制，韩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发展的思路是拿资本换市场。在韩国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政府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
韩国三星的CDMA手机是怎么来的？买断的，国家支持，企业出钱买断的。韩国的汽车是怎么来的？也是买断的。韩国打造汽车市场的时候，拿到了核心技术，拿到了产权，很多韩国人才就从美国回来工作了。而中国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部件都是进口的，这种简单制造、缺乏自主开发、缺乏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恰恰会阻碍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呼吁政府扶持中国企业，一是通过政策扶持，一是通过资本扶持，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政府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
我讲了这么些看似悲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就没有雄心了呢？我觉得中国企业是有雄心的。
第一，“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从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上看，伴随着物资文明结构的发展，从欧美转到南美，从南美转到中国，下次不知道是往哪儿转移——也许是非洲。一旦工厂转移走了，我们没有专利，没有技术，我们的经济就完了。为什么把生产资料转移到拉美、中国，对欧美的经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控制了技术。大家去美国看看很奇怪，就是写字楼，没有别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转移了。
拉美的经济衰败，使中国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利用，我们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控制产业链的分工和分配的整个环节，才能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淘汰时间表。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联想和方正都是做计算机的企业，严格讲更新换代的产品，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像英特尔、微软，什么时候它们的新产品出来，我们才能开始做新的PC。中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靠垄断资源实现的，比如中国的银行、石油和电力。如果中国有像SONY、IBM这样的企业，像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企业，中国经济就真的有希望了。
第二，以方正集团为例，我们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技术的道路。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是因为方正知道拥有核心技术的好处，比如王选老师开发的激光照排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正的发展。王选老师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5个人得到这样的奖。
方正集团是一个拥有自主研发实力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方正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去年底获得了国家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方正被认为是2003年度最具竞争力的中国软件企业。我们在国外有80多家厂商作为代理商，大鼻子开始代理我们的产品了。
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很多人讲，中国不行了，很麻烦，在很多领域里跨国公司比我们走得早，比我们领先。我的观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非常成熟的领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但当某种技术更新换代的时候，中国企业是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的。
当某种材料发展变化，当某种系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比如从移动通信进入无线接入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大明白其中的技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无线接入有非常大的市场，而此时我们和外国人站的是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专注于这样的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可以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
第四，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中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国能否开辟21世纪的新航线，并且一飞冲天，关键就要看中国企业在未来20年的发展。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7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1）
《万科》周刊
——冯仑谈企业
朱雪芬 韦业宁
冯仑是一个平和的人，长谈有智者的光辉，大笑有仁者的魅力。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师者一样表达，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闻之受益。在万科20周年庆典“中国企业20年论坛”的间歇中，我们抓住“冯老师”，又开了一堂课。
做大容易，做好太难。
台湾早年有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活下来大都是“大而乱”和“精而专”的，“中而乱”的死了很多。放到我们大陆来看，国电、中石化、中粮、中油、红塔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电信公司现在都来做房地产，这属于“大而乱”，但它们死不了，房地产只是它们总资产的一小部分。在台湾，国泰、统一这样的大企业都做房地产，但房地产占总资产比例不大，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出现。比如国泰保险，它有很多金融产品，资金非常充裕，所以需要发展不动产作为一种理财工具。
“精而专”的，像万科、万通、SOHO中国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只做房地产，市场细分化，产品专业化。在台湾和海外市场，有专门做老年公寓，甚至有专门做女性公寓、同性恋公寓的，其细分乃至于此。
中国现在三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能活下来的基本就是这两类。
“中而乱”的公司就很难活，通过资本运作膨胀之后，开始谋求多元化、世界500强云云。利用现在的金融工具，要把一个企业做大并不很难，一些企业把杠杆做得很大，先在股市上把股票炒高，然后控制金融机构，拿钱出来继续做高股票，再抵押拿钱，拿地，然后高估地价再抵押套钱……几个杠杆的作用之下，企业很快就大了。这种膨胀过程需要很多前提，银根状况、市场气氛、投资气氛、社会制度等等，所有前提都是很脆弱的，一旦其中一个前提出问题，企业就会跨掉。比如股票价格掉下来，银行追要钱，资产缩水，公司就崩盘。现在一些上市公司，房地产市场热了就做房地产，网络热了就做网络，这样“中而乱”的，很难存活。所以我说，“做大容易，做好太难，”像《心太软》唱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
羊群与织物
房地产公司的运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三个维度，第一是土地制度、空间布局；第二是财务体系、金融模式；第三是价值体系、管理文化。
香港的经济是一种城邦经济，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经济体，没有农村。城邦经济的土地空间绝对有限，经济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绑在一起。中国大陆和美国是大陆经济，有城市，也有广大的土地，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小，地价差距也很大。纽约曼哈顿和美国中部的地价相差10倍甚至20倍，香港中环和新界的地价差距就没那么大。
土地经济形态的差别造成土地价值和企业行为不同。我们以前老是拿香港说事儿，这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城邦经济体里，土地就是绝对财富，土地价值被夸大到迷信的程度。但是在美国，没有几家公司是靠土地制胜的，它们还要靠很多别的因素。香港上市公司是按净资产估值，美国公司的估值方式就不是这样。
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比香港长，有200年，香港有商埠至今只有100多年。香港的企业形态和金融环境跟美国很不同，主要是贸易、简单加工业，基本没有高科技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美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制造业、金融服务、跨国公司……这种形态它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有很大关系。100多年以来，针对房地产的金融也由简单的开发贷款发展到现在的大量直接融资、不动产金融，等等。针对每一个价值链的环节，都有不同的财务安排和金融服务，从而刺激房地产高度专业化和市场细�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