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的价值观教给年轻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学的本职工作。
“可是今天，整个社会都靠脑力生活。现在智力工作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基础。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识型工人。制造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高。教授们决定他们不再给年轻人授课，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知道的东西没有他们老师的多，而且英语也讲得裉糟糕——这时，大学就陷入了危机。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他们丧失了控制脑力生恬的独特领地。他们不再给年轻人上课。只是每年出版许多有关福柯符号学的纯理论性文章。我们的大学要变成什么？他们跟时代又有什么关系？”
好像这个问题使他活跃起来，他站了起来。接着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继续说，“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学自身的转型。以前，大学是市侩作风世界里智力自由的堡垒，是性自由、性体验的渊薮，而现在则是现代社会受限制最多的地方。因为大学扮演着新的角色，变成了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中制造新恐惧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学是制造恐惧的工厂。他们制造各种新的恐惧和新的社会不安，还有种种新的限制性的代码。一些你不会说的词。一些你想不到的观点。他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的忧虑、危险和社会恐惧，为政客、律师、记者们所用。对你有害的食物，不能接受的行为。不能吸烟，不许骂人，不准诈骗，不让思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完全颠倒了过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没有大学推波助澜，现代的恐惧状态绝不可能存在。支持这一切的是一种奇怪的新斯大林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在受到限制的封闭环境里才能迅速发展起来，没有预定的进程。迄今为止，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大学才创造出了这种模式。大学是自由的这个观点是一个尖刻的笑谈。我要告诉你，大学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
他停了一下，向下指着人行道：“那个正挤出人群向我们走来的家伙是谁？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很面熟。”
埃文斯说：“是特德·布拉德利，一个演员。”
“我在哪儿见过他？”
“他在电视中扮演过总统。”
“噢，对了。就是他。”
特德来到他们面前，气喘吁吁。“彼得，”他说，“我到处找你，你的手机开着吗？”
“没有，因为——”
“莎拉一直想找你。她说有重要的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带上你的护照。”
埃文斯说：“我们，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和你一起走。”特德说。
他们正准备走开时，霍夫曼拉住埃文斯的衣袖，把他拽了回来。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还没有讨论复原的问题，”他说。
“教授——”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那是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你一定体会得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毕竟是二百五十亿美元啊，十年后，同样是那些富有的害怕染上电线癌症的杰出人士，现在正在到处买磁体，绑在脚脖子或者放在床垫上——日本进口的磁石是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以便获得磁场的健康效果。同样的磁场——他们现在发愁弄不到足够的磁铁！”
‘教授，”埃文斯说，“我得走了。”
“为什么这些人不靠在电视屏幕上？为什么不依偎在厨房用具上？以前这些东西都让他们感到恐惧啊。”
“我们以后再聊。”埃文斯说着，把手抽回来。
“他们甚至在健康杂志上卖磁体！健康的生活通过磁场才能实现！真是疯了！几年前的事都没人记了！连乔治·奥威尔都没人记清楚！”
“那个家伙是谁？”在他们动身时，布拉德利问道，“他好像有点紧张，是不是？”
６ 圣莫尼卡
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１０时３３分
“冰核内包含着发生灾难的记录，”讲台上的演讲者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是个俄国人，带有浓重的口音。“这些来自格陵兰的冰核显示，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里，已经发生了四次气候突变事件。其中一些发生得特别快，只用了几年时间。虽然这些灾难事件发生的原理还在研究之中。但它们已经表明，气候也可能存在连锁反应。因此，即使较小的变化——包括人为的变化——也会导致极大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后果的征兆。最近一些日子以来，世界上发生了最大的冰川崩解，美国西南暴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不难预测，我们将看到更多的——”
这时，他停了下来，德雷克匆匆走上讲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又一边看手表一边走下讲台。
“噢，对不起，”那个演讲者说，“我好像带来的是以前的讲话稿。唉，这些文字处理程序真糟糕！那是我２００１年一次演讲的一部分。我想说的是，２００１年的那次冰川崩解——比美国许多州的规模都要大——和危险的全球性反季节性天气，包括阳光明媚的西南部，都预示着气候将更加不稳定。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莎拉·琼斯站在台后与安·加内尔交谈着。安是好莱坞杰出律师以及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主要赞助者的妻子。她跟往常一样引人注目，而且喋喋不休。
“我要跟你说一些我听到的事，”安·加内尔说，“我听说有一个由工业界支持的运动，要推翻非政府组织。工业界害怕环保运动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拼命、拼命地想阻止它。这些年我们取得了一点点成功，使他们发疯了，还有——”
“对不起，”莎拉·琼斯说，“等一会儿，安。”她转向讲台上的那个俄罗斯演讲者。他在说些什么？她思忖道。
她快步走向记者台，记者们已排成一排，都把手提电脑打开。他们正在实时获取会议资料。
她从《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本·洛佩兹的肩头看过去。
本·洛佩兹并不在意；他追求莎拉·琼斯好几个月了。
“喂，亲爱的。”
“喂，本。不介意我看点东西吧？”
她移动鼠标，开始浏览信息。
“当然，没问题。你身上的香水很香。”
“真糟糕。”她说。
“出问题了吗？”本·洛佩兹说。
“你明白他的话吗？”
“唉。可怜的家伙。也许正在倒时差呢，真令人吃惊。很明显，他说英语时很费劲”
原来的讲话删掉了。记录改了过来。毫无疑问：这个俄罗斯人事先就知道了冰川和洪水泛滥，而且写进了他的演讲稿。当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人忘了告诉他，这是绝不会发生的。
他事先就知道了。
可是现在，记录上已经改了过来，原来的话也删掉了。她瞥了一跟后面全程拍摄的摄像机。毫无疑问，刚才的讲话也将从录像上消失。
那个狗娘养的事先就知道了。
“喂，”本·洛佩兹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如此不安？跟我说说，好吗？”
“以后吧，”她说，“我保证告诉你。”她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向安·加内尔走去。
“如此说来，”安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工业界策划的运动，是一场精心演练、资金充足、影响广泛的极端右翼分子的运动，其目的是摧毁阻碍它的环保运动。”
经历刚才的种种之后，莎拉没心情理会这些喋喋不休。“安，”她说，“你怀疑过自己可能是妄想狂吗？”
“没有。不管怎样，即使是妄想狂也有敌人。”
“现在有多少工业界人士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莎拉说。
“喔，不太多。”
莎拉·琼斯知道，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董事会的三十个成员中，有十二个是工业界人士。现在所有的现代环境组织都是这种情况。最近二十年里，他们一直有工业界的代表。
“你向董事会成员问起过有关这次工业界的秘密运动吗，”
“没有。”她说。她奇怪地打量着莎拉。
“你认为，”莎拉说，“像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搞的秘密运动，可能吗？”
“你在说什么？”安生硬地说，“莎拉，我们都是良民。”
“是吗？”
“是啊。”安·加内尔强凋说，“莎拉，你怎么了？”
在会议厅外的停车场，三泳·塔帕坐在汽车里，膝盖上放着手提电脑。他轻轻松松地进入了记者们所用的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现在正接收会议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被发现，然后再也进不去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包括修改后的全部会议资料。他想，科内尔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屏幕上，三泳·塔帕正监测着来自西大西洋佛罗里达海岸以外的卫星图像。一个巨大的高压气团开始旋转，飓风的雏形开始形成。很明显，曾经有人打算策划飓风事件，但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
现在他又在追踪别的调查线索。科内尔特别关心的是名叫杜伍／２的小型研究潜艇和天蝎座补给船。那艘潜艇和补给船被卡尔加里的一家名叫克鲁科的天然气公司租借，正在南太平洋从事探测海底天然气矿藏的研究。大约两个月前，补给船到了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随后又离开了，现在停靠在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附近。
在克鲁科注册成为加拿大公司以前，它一直默默无闻，人们对它也无甚兴趣。该公司除了一个网站和网址外，毫无固定资产。网站的所有者是克鲁科租赁公司，这个公司根本不存在。租金是通过开曼群岛上的一个账户以欧元支付的。账户名是地震服务公司，也在卡尔加里，与克鲁科的邮政地址相同。
它们明显是同一个实体。最初是地震服务公司想租借潜艇。导致了后来纳特·达蒙在温哥华的死亡。
现在，华盛顿的代理机构正在搜索卫星地图，试图在所罗门群岛的某个地方找到天蝎座，但是所罗门群岛被云层遮住了，卫星掠过时没有发现船的位置。
这在本质上是件麻烦事。它表明，船已经被人用什么方法掩藏起来了，可能是开进了一个隐蔽的船坞。
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太平洋可是个无边的世界。
同样麻烦的是，补给船已经到了温哥华，装载了三十吨的“工业设备”，六大箱，每箱五吨。加拿大政府怀疑该公司私自运输汽车，因此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海关官员在箱子里发现了被他们列为‘柴油发电机”的设备。
发电机！
三泳虽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但他清楚不是柴油发电机。因为你没有必要去温哥华买一大堆发电机。因此，麻烦大了——
“嘿，你！”
他抬起头，看见两个保安正穿过停车场，朝他的车走来。很明显，他入侵无线电高保真网络的事败露了。该走了。他转动钥匙，启动汽车，开走了，在经过两个保安时，他高高兴兴地向他们挥了挥手。
“莎拉，发生什么事了？你刚才呆呆地望着天空。”
“没什么，安。”莎拉摇了摇头说，“在想些事情。”
“想什么？你为什么说我是妄想狂？”安把手放在莎拉琼斯的肩上，“真的。我有点儿替你担心。”
莎拉想，我还替你担心呢。
事实上，是莎拉对妄想狂感到不寒而栗。她环视整个房间，目光与德雷克相遇。他正从房间那边盯着她，仔细打量她。他这样盯了她多久？他看到她冲向记者台了吗？他推断出那是什么意思了吗？他知道她所了解的一切吗？
“莎拉。”安推了推莎拉的手臂。
“唔，”莎拉说，“我真的很抱歉，我得走了。”
“莎拉，我为你担心。”
“我没事的。”莎拉说着，起身离开房间。
“我要跟着你。”安说着，也起身离开。
“我希望你不要跟着我。”
“我担心你的安全。”
“我想我需要独自呆一会儿。”莎拉说。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朋友？”安·加内尔说，“亲爱的，我认为你需要一点关怀，我看得出来。我能给你。”
莎拉叹了一口气。
尼古拉斯·德雷克目送着莎拉离开房间。按照他的要求，安紧紧地跟着她。安·加内尔尽职尽责，紧跟不舍。莎拉设法摆脱她，除非她转身就跑。但她如果那样做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在关键时刻，强硬手段是必需的。比如在战争时期。
但是，德雷克怀疑采取强硬手段的必要性。是的，科内尔已经成功地瓦解了前两次计划，但那是因为环境解放阵线是一群外行。那群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的自发行动不适合现代化传媒的需要。尼古拉斯·德雷克已经向亨利说过许多次。但是亨利总是不以为然；他所关心的是推诿，不认识这些人。是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当然可以否认他们认识这些小丑。真是一群笨蛋！
但这最后一次计划不一样。这次计划的设计要仔细周密得多——应该如此——因为全是专业人士。科内尔决不可能瓦解它。德雷克认为，科内尔甚至不能及时赶到。在特德·布拉德利和安之间，尼古拉斯·德雷克有许多耳目在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他还有一些惊人之举等着科内尔。
他打开手机，拨了亨利的电话，“我们已经把它们藏起来了。”他说。
“好的。”
“你在哪里？”
“我正要把消息告诉Ｖ，”亨利说，“现在我正开车去他的住处。”
透过双筒望远镜，科内尔看到银色保时捷敞篷车开进了海滩上那幢房子的车道。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的人走了出来，他身穿蓝色高尔夫衬衣和棕褐色休闲裤，还戴着棒球帽和墨镜。科内尔马上认出他就是亨利，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公关部的头头。
他想所有的人物都出场了。科内尔把双筒望远镜放在防护栏上，停下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先生，你知道他是谁？”站在他身旁的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年轻人说道。他还是个孩子，不过二十五岁左右。
“知道，”科内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