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顿盯着德雷克，一言不发。
“乔治，”德雷克说，随即转向他，“我相信这一定会使你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即使这真的是一个错误——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那这也是一笔处理不当的巨款。我觉得非常可怕。但错误已经发生了。特别是你像我们一样雇了那么多不付报酬的志愿人员。但你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当然，我会负责立刻找回这些钱。我向你保证，乔治。”
“谢谢。”莫顿说。
所有的人都上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
越野车在贫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他妈的，那些冰岛人顽固不化。”德雷克盯着窗外说道，“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固执的人了。”
“他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你的意思？”埃文斯说。
“是的。”德雷克说。“我无法让他明白，科学家再也不能那样高傲了。他们不能说，‘我只关心研究，不关心研究出来的东西被如何使用。’这种说法已不合时宜，是不负责任的，即使在看似模糊不清的冰川地质领域，这样说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处在一场战争之中——一场信息与反信息的全球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有许多战场。报纸、电视、科学杂志、网页、会议、教室——甚至法庭，都是战场。”德雷克摇了摇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占优势。如今，环保是大卫挑战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安万特制药和阿尔卡特通讯，哈门那医疗电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拜尔，壳牌和葛兰素威康——它们是全球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是我们这颗行星的死敌，而佩尔·埃纳森跑到他的冰川上不负责任地说什么没有战争。”
彼得·埃文斯坐在德雷克身边，同情地点点头。虽然，事实上，德雷克说的很多话他都不敢苟同。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是个有名的夸大不实的人。德雷克有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他名下的几家公司每年都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大量捐款，公司的三个老总实际上都是德雷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公司参与进来的原因颇有争议，但现在的许多环保组织都是如此。
“嗯，”莫顿说，“也许佩尔以后会重新考虑的。”
“我表示怀疑，”德雷克郁郁地说道，“他生气了。我很抱歉，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迎着困难干下去，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妈的那些女孩子真漂亮，”莫顿说，“不是吗，彼得？”
“是，”埃文斯说，“很漂亮。”
埃文斯知道莫顿是想活跃车里的气氛。但德雷克宁愿不要这样的气氛。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愁眉苦脸地盯着单调的风景，对着远处的雪山悲哀地摇了摇头。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埃文斯与德雷克和莫顿旅行了许多次。通常，莫顿都能使他周围的人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包括阴沉烦躁的德雷克。
但最近德雷克变得前所未有的悲观。埃文斯第一次注意到这点是在几周前，他当时想德雷克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或者碰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但似乎不是。至少，人们什么也没有议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常常热闹非凡；他们搬进了贝弗利山一栋漂亮的新大楼里。集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正规划着各种场面的广告、新项目和研讨会，包括两个月后就要召开的“气候突变会议”。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或者，因为这些成功——德雷克似乎比从前更加痛苦。
莫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是个律师，”他说，“你能指望些什么？算了吧。”
他们到达雷克雅未克时，阳光明媚的天气变得潮湿寒冷。凯夫拉维克机场正在下冰雹，他们不得不等着白色的“湾流”喷气机机翼上的冰雹融化。
此时正值美国的午夜，埃文斯溜到飞机棚的一角，给香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讲了发生在温哥华的那件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方紧接着这样回答，“没有银行会泄露这样的信息，即使给另一家银行也不会。在这个系统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ＳＴＲ。”
“ＳＴＲ？”
“就是可疑转账报告。如果一笔钱被怀疑用于贩毒或者恐怖活动，这个账户就会被做上标记。从那时开始，账户被跟踪。跟踪电子转账有几种方式，即使经过严密加密也不例外。但银行经理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要看跟踪报告你需要国际执法信任状。”
“所以这位银行经理不能独自完成这一切？”
“恐怕是这样。这里面还有内幕，应该是警察之类的，是你还不知道的一些人。”
“比如海关关员或者国际警察组织？”
“诸如此类吧。”
“他们为什么会通知我的当事人？”
“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你的当事人有没有激进倾向？”
一想到莫顿，埃文斯就想笑：“绝对没有。”
“你肯定吗，彼得？”
“啊，是的”
“因为，有时候，这些腰缠万贯的捐资人通过支持恐怖组织解闷或者证明自己有理。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样的。波士顿的富人们几十年来都在支持恐怖组织。但时过境迁，他们不再是为了消遣。你的当事人应该小心才是。如果你是他的代理律师，你也应该小心。我不想去监狱看你，彼得。”
电话挂断了。
７ 去洛杉矶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
下午１时０４分
乘务员把伏特加酒倒进莫顿的大刻花玻璃杯里。
“别放冰块了，宝贝。”莫顿把手举起来，说道。
他们正向西飞行。此时正飞临格陵兰上空，在他们下面苍白的阳光里格陵兰岛是一大片苍茫的冰天雪地，阴云密布。
莫顿和德雷克坐在一起，谈论着格陵兰的冰帽会怎样融化，北极冰雪会以怎样的速度融化，加拿大的冰川正在缩小。
莫顿啜了一口伏特加，点了点头：“这么说来，冰岛有点反常？”
“噢，是的，”德雷克说。“反常，在其他地方，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
“有你的支持太好了，尼克。”莫顿把手放在德雷克肩上，说道。
德雷克笑了笑。“应该是你的支持，乔治，”他说。“没有你的慷慨支持，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是你让瓦努图诉讼成为可能，它将产生的宣传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至于你其他的捐款，嗯 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言语对你来说从来不是问题。”莫顿说道，拍了拍他的背。
埃文斯坐在他们对面，心想他们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莫顿是个大块头，精神饱满，衣着随便，上穿衬衣，下穿牛仔裤，身体似乎随时都会从这些衣服里爆出来；而尼古拉斯·德雷克细长的身材，瘦得让人心疼。他穿着一件外套，打着领带，枯瘦的脖子从衬衣领口里伸出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合适过。
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完全相反。莫顿喜欢周围的人越多越好，喜欢太吃大喝，喜欢放声大笑。他喜欢漂亮女孩儿、老式越野车、亚洲艺术和恶作剧。他举办的晚会把绝大部分好莱坞大腕吸引到他在霍尔姆比山的豪宅里来；他组织的慈善活动总是非常特别，总是在第二天见诸报端。
当然，德雷克参加了那些活动，但总是早早地就离开了。有时候在晚饭前就离开了。借口常常是病了——不是他自己病了，就是他朋友病了。事实上，德雷克是一个孤独的禁欲主义者，厌恶一切聚会和嘈杂场所。即使他站在讲台上演讲，传达的也是一种孤独的气氛，好像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因为他是德雷克，他能将这种氛围为自己所用，他竭力传达这样一个暗示，即，他是荒原上一个孤独的使者，他传递的真理，正是听众们需要的。
尽管两人的脾性不同，但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将近十年。莫顿继承了一家叉车厂的财产，但他对这笔继承下来的财富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德雷克倒是很好地利用了那笔财富，他也让莫顿拥有了一份激情，一份事业，这份激情和事业激活了莫顿的生恬，为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莫顿的名字出现在奥特朋协会、野生环境协会、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山峦协会等顾问委员会名单上。他是绿色和平与环境行动联盟的主要赞助人。
莫顿对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两份厚礼达到了他捐资以来的巅峰。第一笔是一百万美元，用于支持瓦努图诉讼案，第二笔是九百万美元，捐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用于将来的研究和以环境为名义起诉的费用。所以，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委员会选举莫顿为他们的年度人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那个夏天，他们将以他的名义在旧金山设宴庆祝。
埃文斯坐在这两个男人对面，无聊地翻着一本杂志。他被来自香港的电话惊醒之后，发现自己正关切地注视着莫顿。
莫顿的手仍然放在德雷克肩上，正跟他讲一个笑话——跟往常一样，尽力让德雷克开怀大笑——但埃文斯似乎觉察出莫顿这一方的某种距离感。莫顿把手收回来，但他不想让德雷克注意到这一点。
莫顿突然站起来向驾驶舱走去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想了解一点那个电子玩意儿。”他说。
自从飞机起飞以后，他们一直受到太阳耀斑的影响，太阳耀斑使卫星电话要么不稳定，要么根本无法使用。飞行员说，到极地以后这种影响会更大，但向南飞之后很快就会消失。
莫顿似乎急着要打几个电话。埃文斯想，打给谁呢？现在纽约是凌晨四点，洛杉矶是凌晨一点。莫顿要给淮打电语，但无论给谁打电话，毫无疑问都与他正在进行的环保工程有关——柬埔寨的污水净化工程，几内亚的重新造林工程，马达加斯加的栖息地保护工程，秘鲁的药用植物工程。至于德国探险队赴南极测量冰的厚度这一计划就更不用提了。莫顿本人参与了所有这些工程。他对每个工程的细节，有哪些科学家参加都了如指掌，而且还亲自去了这些地方。
因此，他打电话的内容可能是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个。
可不知怎么地，埃文斯觉得，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
莫顿回来了。“飞行员说现在没问题了。”他独自坐在前机舱，伸手去取耳机。然后拉上滑动门，以免打扰。
埃文斯转身去看那本杂志。
德雷克说：“你觉得他比平时喝得多了一点吗？”
“没有。”埃文斯说。
“我担心。”
“我不担心。”埃文斯说。
“你知道，”德雷克说，“离我们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宴会只有五个星期了。这是我们本年度最大的筹款活动，会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也将有助于气候突变研讨会的召开。”
“啊哈。”埃文斯说。
“我希望宣传的重点集中在环保问题上，而非别的什么问题上。什么人性化的问题啊，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埃文斯说：“难道这个话题你没有跟乔治谈过吗？”
“噢，没有。我只跟你说，是因为你很多时间都跟他在一起。”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真的。”
“你知道他喜欢你，彼得，”德雷克说，“像喜欢他的儿子那样喜欢你——该死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他确实喜欢你。如果你能帮我们的话，我求你帮帮我们。”
“我想他不会让你们难堪的，尼克。”
“只要密切注意他。”
“好的。当然。”
在前机舱，滑动门打开了。
莫顿说道：“埃文斯先生？请来一下。”
彼得站起来，向前走去。
滑动门在他身后关上。
“我给莎拉打了个电话，”莫顿说。
莎拉·琼斯是他在洛杉矶的助手。
“未免太晚了吧？”
“这是她的工作。她薪水很高，坐下吧。”埃文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你听说过安情局吗？”
“没有。”
“就是国家安全情报局？”
埃文斯摇摇头：“没有，但有二十个安全局。”
“听说过约翰·科内尔吗？
“没有”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不知道，”埃文斯说，“对不起。他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吗？”
“也许。看看你能找到些什么。”
埃文斯转向他座位旁的手提电脑，敏捷地打开电脑。电脑是卫星联网的。他开始敲打键盘。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张相貌端正的男人的照片，这个男人有一头过早灰白的头发，戴一副厚重的角质架眼镜。还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埃文斯大声读道：“理查德约翰·科内尔，地质环境工程系的讲座教授。”
“管他是谁呢。”莫顿说。
“现年三十九岁。二十岁时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在尼泊尔完成有关土壤浸蚀方面的论文，差一点选入奥林匹克滑雪队。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毕业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四年，内政部的政策分析员。他是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的科学顾问。爱好爬山；据报道已死于尼泊尔的那耶可汗山峰，但实际上没有。准备爬那座山的第二峰时，由于天气原因只好打道回府。”
“第二峰，”莫顿说。“那不是最险的山峰吗？”
“我也这么认为。看来他对登山是认真的。不管怎么说，他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我要说他的晋升速度是惊人的。１９９３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５年任麻省理工学院风险分析中心主任。１９９６年成为威廉·哈丁教授。先后担任美国环保署、内政部、国防部和尼泊尔政府顾问。只有天知道还有谁有同样的经历。好像还担任很多机构的顾问。２００２年以后离开教员职位休假。”
“什么意思？”
“上面只说休假。”
“过去两年都在休假？”莫顿走过来，从埃文斯的肩上看过去。“我不喜欢这样，这个家伙在麻省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