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肯定要提起的两个人。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这两个名字却没有被人淡忘。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说起那场战争，肯定要提起这两个人。对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划“满洲事变”以后，再强调他反对扩大战争。而说辻政信好话的则是一个没有。
和大胆，冷静，会算计的天才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不同，辻政信则是日本陆军参谋的典型。除了胆大包天和石原莞尔一样之外，辻政信和石原是完全两种类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于一个石川县一个炭农家庭，幼时相当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读中学，这才去考免费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学二年级，所以小学毕业能考上陆军幼年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辻政信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陆大毕业时也是第三名（前六名就是军刀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尔那样的天才，靠的是用功。陆大三年，他几乎没睡过觉，每天仅仅就趴在桌子上打两三小时瞌睡。演习行军时，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再加一块砖头，练剑术时要在竹刀里灌铅，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疯子。
陆大毕业以后，以辻政信的毕业成绩完全可以到参谋本部去任职，但辻政信的选择出人意料：去陆军士官学校当中队长（连长）。陆大的军刀组毕业，可以说将来铁定能当将军，所以来帮将军女儿们做媒的人踩破了门槛，但辻政信又是一次出人意料。他谢绝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个乡下邮电局长的女儿。
其实从辻政信的性格对这些惊人之举很好解释，辻政信的所有行为，仅仅为了引人注目。辻政信打仗总会选在什么天皇生日，皇军建军庆典日的时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主要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1944年，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布告，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在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说的其实是“拉孟守备队”和“腾越守备队”，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动苏联人的脑筋的呢？当然首先从1907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给把第一位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给。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是一直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八）
尾高这时候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参谋本部也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十九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辻政信在关东军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里面的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是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就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陆大27期的，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十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连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连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来了命令，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四百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发行的。因此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七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坎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十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的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增弱而变化。那个诺门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坎”。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一声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俄国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九）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连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