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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皇帝和大多数官员不喜欢他，但朝廷总得需要这样的官员来装装门面。葛剑雄先生说海瑞“非常不得官心”，说他在官场是非常孤立的。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在民选时代，这种人倒能像马英九那样，靠“不粘锅”这类人格魅力来吸引选民投票。而在帝制时代，政治是对上不对下，谁能和这样令官场同仁避而远之的人做同道？
海瑞这样的官员，朝廷有一个来起道德楷模的作用，就足矣。大多数人不可能都像楷模一样，这类先进典型在朝廷中没有推广的可能，《明史》说他“诚为人所难能”很恰当。
张居正不可能重用海瑞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这样的官员，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总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孔子和孟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能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
庙堂是非 天下反之
顾宪成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大学者，东林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八年（1580年）三十一岁的时候中进士，开始了宦海生涯，可一直是个级别不高的京官。四十三岁那年才当上了吏部考功司主事，这是个要害部门的中级官员，职责是考核文官的政绩。接着他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一年多的时间，升到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朝廷六部中最重要的司局长，掌管天下文官的选拔，看起来前途似锦，只要不得罪皇帝和内阁辅臣，晋升为侍郎、尚书，然后进内阁做大学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顾宪成这短时间顺风顺水只是他仕途的“回光返照”，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他因廷推阁臣得罪了皇帝，被革职为民，回到了老家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集聚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开始收徒讲学。
什么叫廷推？就是选拔重要官员，照例要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然后进行讨论，呈报皇帝定夺，在形式上这种做法对皇权可算是某种限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王锡爵告老还乡，要新的首辅接任。皇帝以内阁辅臣地位重要为理由，想“特简”——不按规矩由皇帝直接提拔，吏部尚书力争，认为廷推是惯例，宰相（明自洪武帝废宰相后，没有了名义上的相，但习惯将内阁中首辅称为宰相）如果不经过廷推，“恐开捷径”，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将受到极大的破坏。万历帝虽然擅权，但祖宗传下的习惯法对他还是很有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想象那样，皇帝完全能为所欲为。因此万历帝只好听从吏部的建议，仍由吏部提出候选名单。
提出名单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吏部尚书、侍郎和文选司郎手中，由此可见顾宪成当时级别不高，但地位重要。他们几人一商议，将两年前因“册立东宫”之事得罪皇帝而辞职的首辅王家屏列入候选名单。
万历朝皇储之争是晚明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万历帝想舍长子而立宠妃郑氏所生的次子为太子，但在众位耿直大臣看来，这和嘉靖帝追赠生父为皇帝一样，是对礼法的破坏，当然要极力反对。——帝制时代，没有比皇位继承更大的政治了。因此事引起君臣在这个问题上尖锐对立，而大臣中间也产生派系，直接后果是朝局动荡，许多有道德操守的大臣为了维护礼法而去位。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看到皇帝没有立长子为太子的意思，决定迂回一下，建议举行“豫教元子”的典礼，即皇长子正式接受学校的教育，因为当时皇长子已经十一岁了，以此来提升皇长子的地位。皇帝很恼火，抓住奏折中一个笔误大做文章，御批他“诬戏君上，好生可恶”，要求降级罚俸，调到京外。
这御批当然要交给首辅大臣王家屏去办理，谁知道王家屏这位山西人，有着一股驴子的倔劲儿，他公开支持李献可，竟然封还御批——把皇帝的命令退回去，这样大胆的首辅，从明清以后，确实不多见。一些言官前赴后继上书为李献可说话，而且言词十分激烈，指责皇帝“坐视元子失学，而敝帚宗社”。也就是说皇帝坐视长子失学，是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负责任，皇帝这下忍不住了，命令锦衣卫将这个谏官廷杖一百棍。王家屏作为首辅大臣，救不了这些言官，干脆辞职。皇帝早就看他不顺眼，自然批准。
这次顾宪成等人继续将皇帝不喜欢的王家屏列入名单，皇帝不高兴，下令再拟一份名单。可再次拟的名单，王家屏大名赫然在列，而且顾等人理由很充分，说没有哪条规矩说已经辞官的人不能作为首辅的候选人。可以想见，万历帝该是如何的窝火，心想你们这些老小子，分明是公开给朕叫板吗！于是顾宪成被革职回家了。
那个时候，一个士人的声望和他的官职并不成正比，有些入阁大员，被天下士人嘲讽，有些品秩不高的官员，其道德学问却被天下士人景仰。顾宪成虽然官最高只做到司局长，但他的清名早就为朝野所熟知，这也是他回乡入东林书院，能引起那么大动静的根本原因。
因此，他在朝的时候，内阁大臣们并不因为自己级别比这个“小顾”高得多，就在他面前颐指气使，或者摆出一副上级对下级关心爱护的样子。许多大臣对顾宪成，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态度进行对话。
还在顾宪成当员外郎（副司长）的时候，大批言官上书请皇帝早封长子为太子，这种意见符合礼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充分尊重宪法的建议，但和皇帝的意愿完全对立。皇帝又不愿意公开违宪，希望大臣们站出来替他说话，或者分担压力。当时的首辅王锡爵，他既不愿意得罪皇帝，但是也不愿意公开建议皇帝破坏祖制，而成为千夫所指，夹在中间十分难受。那个时候小官比阁臣好当，级别低的官员可以畅快地上书阐述自己的意见，得罪高层大不了回家，还博得了好声名。而做了内阁大学士可不能这样随便，因为他权大，责任也重，要小心翼翼地维持和皇帝的关系。
有一次他碰见顾宪成，王是苏州太仓人，两人算是大同乡，王很诚恳地向顾提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意思是说现在怎么这样邪性，朝廷对某件事的是非判断，天下人必定反着来。
顾宪成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顾在这里承认朝野对立，是非判断满拧这一事实，朝廷颂扬的、提倡的，民间必定嘲笑、反对，但因果关系和王锡爵所说的倒置。首先是朝廷罔顾民意，民间喜欢的、推崇的、坚持的，朝廷一定要反对，要限制，朝野关系紧张的责任是在庙堂而非天下。
这种民间舆论和朝廷的是非观完全反着来的情形在大明晚期处处可见，被廷杖和贬官的人士，回到民间，被公众当成英雄一般看待。可谓是“权力在朝廷，道义在民间”。被削职为民的顾宪成正是由于这种朝野的分歧和对立，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道德资源在老家办书院，不但当地士子、商人支持，连无锡知县这种中低级官员也鼎力相助。这种对立到了熹宗朝达到顶峰，已经不是舆论上的对立了，当权者对反对者的处罚也不仅仅是申饬和罢官了，而是利用专政机器，将反对者从肉体上消灭。东林书院被毁，东林诸君子被杀。幸亏顾宪成已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寿终正寝，免于他的学生兼同道高攀龙那样自杀的命运。而明帝国，也临近崩溃了。
朝局稳定重于寻求真相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一位男子企图闯宫袭击太子。《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这是一次危害大明皇储未遂的大案要案，史称“梃击案”。这样的案子，绝不是一个地方司法机构能够审理的，当时的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初审后，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
巡察皇城的官员并非没有审察一件突发案件的能力，而是这个案子牵连到太子，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去袭击太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寻常，背后的曲折之处可以想象。这个负责皇城治安的小御史很聪明，他将案件的基本要素查清楚，如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以及他对嫌疑人的初步判断。他知道再往下深究，就不知会牵连出什么来，干脆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而且刘廷元给这个案子的发展留下了有意思的活扣：张差行动好似疯癫，但看上去有些狡猾，如此案件可大可小，怎样做都可以。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多数官员心里肯定知道，这件案子很可能有重大政治背景，如此则不是办一件普通刑事案那样简单，亦非可以简单地寻求真相。案涉太子，则是超级政治案件，如此大的政治案件之走向，一个小官员哪能做主。
这个案件一发生，就引起了朝野政治方面的联想。因为万历帝喜欢和郑贵妃所生的福王，但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长子为皇储，但对太子仍然很疏远。大家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好不容易才去洛阳就藩的福王，如果太子不幸死在老皇帝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