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五大华人船王中排行老四。与排行第三的赵从衍比，悬 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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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谁是最后的赢家？在航运鼎盛时期，难以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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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心旷似海包玉刚下洋远航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包玉刚下海最晚。包氏稳扎稳打，建立起总吨 位1300万吨的庞大船队，不仅雄踞香港航运界之首，而且被传媒公认为世 界第一船王。包氏经营方式看似笨拙，实际上大智若愚。一日，老船王董 浩云致信编辑部，指出计算包氏船队吨位有误，掀起轩然大波——谁是真 正的世界船王？ 建国之初为何未接管香港？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全中国即将解放。12月，港督葛量洪给殖民地部报 告，要求英国增援香港。年初，香港驻军增至3万多。10月，广州解放，港英当局惊 恐万状，香港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什么解放军不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于 前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仍容许英国继续治理香港呢？ 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 当时，大西南、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国内还有国民党残部，新政权需要解决 的问题太多，一时还顾不上香港问题。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人士在港避风及活 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英国政府未像美国政府那样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香港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放 上海等通商口岸，那么，进出口贸易对香港的依赖将会加强。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香港的地位如何，取决于英方对新中国的态度。 1949年11月l日，英国政府在备忘录称：中国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 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1950年卫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提出关于把国民党 集团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交大会成员国审议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投票反对 苏职的提案，唯有英国投弃权票。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英国迫 于美国的压力执行对中国禁运，指令港府断绝与内地的贸易来往。但实际上，港英当 局在执行过程中根不“得力”，且“默许”民间的“非法走私”，光通过海关放行的进 入内地的商品一年也有数亿港元。1950年1月6日，英国外相在给中国外长的照会中， 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经过多次谈判，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 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在华利益与香港地位的考虑，但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灵活做法（维护对香港的主权，但准许英国在香港行使 治理权），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香港第二代航海家中，包玉刚下海最晚——他在朝鲜战争结束的第 二年，还在跟父亲包兆龙争执要不要买船。 当时航运界行家普遍认为：有志航运的人，若没遇上朝鲜战争的大好 时机，休想在短时期内发大达。 包玉刚不仅下海晚，下海前连海水是咸是淡都“拎勿清”（搞不清，指 毫无航海知识）。包玉刚后来者居上，成了世界最大的船王，创造出海上神 话。 是命运之神独钟于包氏，还是包氏的确有非凡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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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血 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 解放前，江浙有“无宁不成商”的说法。经商是宁波人的传统职业， 如果一个宁波人，10多岁还呆在老家不出外闯荡，会被人认为没出息。 宁波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中国最早 开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华商洋商汇集，氤氲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宁波一 市七县（鄞县、镇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们。 现在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之多，形成财力雄厚的宁波帮，不 少人成为商界翘楚。 在香港的沪商中，又以宁波帮风头最劲。如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 席安子介；原中华总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诚；棉纱大王，南丰集 团创始人陈廷骅；影视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逸夫（请参阅广州出版社 出版的《影视巨富——邵逸夫传》）；香港船王、海外东方创始人董浩云； 还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刚。 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生于宁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亲 包兆龙已有一子（玉书）一女（爱菊）。包玉刚出生后，母亲还生下一子三 女，他们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丽菊。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开一间平和鞋庄，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忙 于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钟包村在宁波市近郊，是一个小村庄。包玉刚是在当地名校叶家义庄 上的小学。包玉刚在班上成绩不算拔尖，不过，宁波人对后代的学业并不 苛求，只要求后代会识字算数，将来能应付经商即可。宁波中学极少，宁 波少年往往读满小学就到上海等地“学师”。 包玉刚成绩不拔尖，天资却聪慧，他讨厌刻板的背古诗文的教学法， 喜欢读上海出版的稚儿课外读物，尤好幻想。 宁波离海有数十里。一次，包玉刚随父亲去镇海，乘船顺甬江而下， 终于见到宽广浩瀚的大海。水天一色，千帆竞游，尤其是硕大无朋的海轮， 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动。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刚幼小的心灵。 1931年，13岁的包玉刚小学甫毕业，只身去汉口。这对宁波人来说， 幼小的年龄独闯天下已见怪不怪。包玉刚先到十里洋场上海，来不及上外 滩逛街看景，就买下船票乘小轮航抵汉口。 包玉刚最初在父亲的鞋店帮忙。一天，包玉刚提出他想继续读书。包 兆龙感到奇怪，经商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祖业。经商经验是学师学来的， 不是读书读会的。包兆龙是个开通人，答应儿子的奢求。宁波人不让后代 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但这种情况到 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上海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 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刚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 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上海开天宝钱庄，包玉刚随父亲来上海，一边读书， 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刚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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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刚的大学梦幻灭， 上海的大学纷纷南迁。 日治时期，上海的中央信托局业务停顿，职员或散去，或去昆明的临 时总部。包玉刚决定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去昆明续职。华东中南的许多 地方被日军占领，火车不通。去昆明只有绕道香港。 包玉刚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 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10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到香港。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 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 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刚的脑海里。 包玉刚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 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 组后，在原址设立上海市银行。才28岁的包玉刚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 年，包氏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 为，深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副市长吴国桢赏识。 包玉刚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 银行配给的专车。几十年后，包玉刚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 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 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象。包 氏殚精竭虑，想透过银行的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定。但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民心下稳。战后第二任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 作。” 1949年新春，包玉刚向行长提出辞呈。市长吴国桢没强行挽留，只要 求包玉刚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刚携妻子女儿乘机离开上海。 包玉刚是国民党政府官办银行的要员，得到前后两任市长的器重与提 拔。包玉刚感激这些上司。但对国民党抱有看法。当时军政人员大都随闰 民党政府去台湾，包玉刚却去了中立区香港。 国民党败退内地，中断了包玉刚在金融界的仕途。这成为日后包氏在 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机。 择业之惑 包玉刚来港，正值“难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复后，人口增长很快， 但房屋并没建多少。现在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房荒愈加严重，不少“难 民”或住在临时帐蓬，或露宿骑楼下。 包玉刚一家算幸运。父亲包兆龙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个单位，约 百多平方米，月租450港元。用租不算贵，因为港府对房租有限制。但实际 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顶手费成了公开的秘密。包兆龙另花 了2万港元的顶手费。一年后，这2万港元还算便宜的。 包兆龙还有个先见之明，来港前就把家中能变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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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美元，估计值数十万港元。 父子俩都是生意人，深知坐吃山空的至理名言，因此，生活十分悭俭。 包玉刚已逾而立之年，当仁不让挑起养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担。他对银 行业轻车熟路，首选的职业当然是银行职员。那时的香港银行，除了洋行， 就是粤行，得精通英语、粤语。包玉刚英语不太熟练，粤语则一窍不通。 包玉刚作过试探后，便泯灭这番念头。想到数周之前，自己还是上海 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到香港，谋个银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不过， 这也使包玉刚更清楚认识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免费面包，一切得靠 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决定搞能进能退、见效快的进出口贸易。此时，包家的上海、 宁波朋友常聚一块，商议生计与出路问题。其中两位在上海银行的旧同事 与包玉刚意见相同。于是大家合起来成立一家四人联合公司。 寻找写字楼千辛万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华人行租了一套写 字楼，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挤出一小间给包氏四人公司。包玉刚曾回忆道： “四人挤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站外 面去腾出空位。”四人公司寄人篱下，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如不是包玉刚日后成为商界巨擘，当时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远 也不会知道曾有这么一间四人公司存在。 他们默默无闻地做中国的土产买卖，生意还算顺利，但都是薄利生意， 未显示出大的突破。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 运。这对香港经营内地生意的英商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与内地有千 丝万缕联系的华商来说，又是天赐的发财良机。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运“违禁物资”到内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英东 这样，由布衣一跃为巨富的算异数。一部分人赚得盘满钵满；一部分人小 本微利；还有一部分人船倾货淹，甚至断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运气、胆量、航线、货色。一般说，航程愈远愈赚 钱，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开到辽东半岛与朝鲜；同时，违禁的物资 中，与战争愈密切，暴利愈大。 银行家素来保守稳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银行业 （包兆龙 在沪开钱庄），作风难免保守。他们从欧洲购进化工原料、铸铁锭、轮胎等 一般性的战略物资，通过第三国或中立区澳门再卖给别的商人。其他商人 装船运往内地，与有关部门发生直接关系。显然，盈利大的是后一类商人， 但风险也大。 包玉刚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赢利也比较可观。 朝鲜战争结束，这种“猪笼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从台湾购来食糖；再交一间公司卖给内地。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业务的扩大，包氏家族的成员不断加入公司。人 员扩充了，生意却缩至食糖一项，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 内地开辟生意渠道的念头。 包玉刚在上海市政府的银行做过“大官”，包兆龙决定自己去，以民间 商人的身份重访上海的商界朋友。到了上海，那些老友噤若寒蝉，唯恐避 之不急。 包兆龙说好了一有好消息，马上与家人通电讯。连等几星期，包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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杳无音讯，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贸然去上海。 包兆龙终于一脸沮丧回到家里。原来他被有关部门扣留下来，要他交 巨额的税款。他带去做生意的钱都放下了，靠亲戚的资助才能回来。 “这么说来，内地不需要我们跟他们做生意了？”包兆龙三子包玉星 问道。 “恐怕很难，内地在搞运动，乡下的地主被分了地，城里的商人日子 不好过。三反五反，我认识的好些个厂商店商，都倒了大霉。唉，也怪他 们自我，被查到偷工减料，以劣充优。做生意还是规规矩矩为好。” 最初来港的上海人，仅仅把香港当作避风港。有的想方设法去欧美等 国；有的想等内地局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