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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末，德国打赢这场战争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利用外交手腕和灵活的战略还可以把这场战争打成平局。到了1942年“闪击战”已经是时过境迁，机不再来。年末，主动权已经操在敌人手里，德军被迫转入防御。
军事上的失败，使我们的国际地位大为降低。即便再能取得一些军事胜利也不能挽救德国的命运。隆美尔进攻非洲失败于阿拉曼之战。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由德国手里夺过了主动权。1943年5月，我们丢掉了北非。
在俄国，如果希特勒不是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这两个主要方向上分散兵力，德军1942年的夏季攻势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结果是，德军到达了高加索，但是没有拿下油田，到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却没有占领这座城市。俄军不但没有被击败，而且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优势兵力和兵器实施反击。
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中葬送了第6集团军。对库尔斯克发起的夏季攻势遭到失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俄军的反攻把我们南部的各集团军赶过了第聂伯河。德军在激烈的防御战中大大削弱了。盟国在卡萨布兰卡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外交不再发挥作用，而代之以蛮横的实力政策。
1944年，德国的危机日趋严重，盟国在全线取得了更大的胜利。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东线德军在向西败退。战争已跨过了德国国界，只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慎重策略和斯大林的政治奢望，才使战争结局推延到1945年的5月。到了1944、1945年，我们打赢战争的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
希特勒直接指挥的办法，加速了德国的失败。“为争夺每寸土地而战”的命令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除了战略以外，他的控制措施也影响着整个战争机器。在民主国家里，各军、兵种与军事经济和工业各部门之间是互相协调的，但在德国，它们却是各成独立体系的。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劳工组织、民社党、军粮供应部门以及许多经济部门都是各行其是，但是又都直接按希特勒的手令办事。
不管在后方和前方，这些部门都不协调工作，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根本不考虑其它部门的需要。产生这种怪诞的现象，无疑是由于希特勒的权欲心理和对各种势力的不信任。按“分而治之”这句老话行事，简直是荒谬之极，为控制住军队，专门成立了党卫军。
德国要打一场世界大战，兵力显然是不足的。陆军实力自1941年冬季开始逐渐减弱。人员补充弥补不了损失。
1941年12月至1942年9月，东线各集团军群的损失和补充情况见下表。
集团军群 损失 补充
“南方”集团军群 547；300人 415；100人
“中央”集团军群 765；000人 481；400人
“北方”集团车群 375；800人 272；800人
总计 1；688；100人 1；169；300人
这样看来，补充只是需要量的69％。1943年的补充能力就更差了。从7月到9月底这3个月中，东线各集团军的损失和补充情况如下：
月份 损失 补充
7月 197；000 90；000
8月 225；000 77；000
9月 232；000 112；000
总计 654；000 279；000
这几个月，补充数只占损失数的43％。1941年6月东线的兵力约为300万人，战争结束时只剩下150万人。
德国的军事工业对于我们的失败是没有责任的。尽管敌人飞机于194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轰炸，而且越来越厉害，直到大战结束，但由于军工部门非凡的努力，直到1944年秋天产量一直在增长。不过，我们的军工生产是实验的多，定型的少。在某些方面，德国的科学成就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如在发展高速潜艇和喷气式飞机方面是领先的，但由于缺乏协作，而且上层思想混乱，使我们失掉了优势。
德国当时的军工部长斯皮尔在向纽伦堡国际法庭作证时，当问到什么时候他认为战争注定失败了，他回答说：
就武器、弹药的保障情况而言，1944年秋天以前还看不出一定失败，因为尽管飞机在轰炸，军工生产还在继续上升。如果用数字来说，军工生产是很可观的。就拿1944年来说，我可以装备130个步兵师和40个装甲师。就是说，可以使200万人得到新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飞机轰炸，产量还可以提高30％。整个战争中，我们弹药生产的最高峰是在1944年8月，飞机产量的最高峰是1944年9月；火炮和新潜艇的生产是在1944年12月。几个月以后，即在1945年2月或3月，又可以出现新式的武器。关于新式武器，我这里只提出已经公开报道的喷气飞机、新潜艇、新的防空设施等等。然而，飞机轰炸是非常影响这些新武器的生产的，这些新武器在战争最后阶段本来是可以改变形势的，但是，由于轰炸干扰，生产不了那么多，也就不足以对付敌人。自从1944年5月12日开始，一切打算都破产了，因为我们的燃料工厂已成了空中集中攻击的目标。
从这以后，失掉了90％的燃料，这对我们真是个大灾难。敌人飞机的轰炸使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武器生产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新式坦克和喷气飞机没有燃料是没有用的。 ＇ 注：《纽伦堡国际法庭记录》第十六部分第484页。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希特勒于1942年占领了高加索油田，对红军来说将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这些油田用原子弹把它毁掉，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
斯皮尔的另一次作证也是颇有意味的：
问：海尔·斯皮尔，假如这里不谈对形势的估计，你和希特勒的部下们仍尽一切努力继续把战争打下去，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斯皮尔：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希特勒把我们全都骗了。自从1944年夏天以来，他通过外交部的海威尔大使散布说，我们已开始与敌国谈判。我来到法庭后约德尔才向我证实了这件事。日本大使曾几次拜访了希特勒，这就被说成是我们通过日本大使在同莫斯科谈判。还传说，在这里作证的纽巴奇部长曾受命在巴尔干同美国会谈。也有的说：原苏联驻柏林大使受命在斯德哥尔摩准备进行初步的会谈。
直到1944年秋天，军工生产在持续增长，确实是令人惊异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每一个前方士兵都能证明这一糟糕的事实。在俄国和诺曼底的激烈战斗和1944年夏天灾难性的退却所造成的损失，是后方所不能弥补的。据斯皮尔供认，油料供应终止，而交通线又被英美军的空袭破坏以后，就一切都完了。即便德国拥有武器和弹药，也无法运到前线，至少是不能把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运到前线。
另一方面，盟国却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物资，而且英、美还控制着大量的储备品，可以把无限的作战物资提供给俄国。况且，俄国在生产火炮和坦克方面，已经超过了它的西方盟国。
敌人在经济上占有压倒的优势，我们又不能对付他们的空袭，这就使我们丧失了打赢这场战争的任何可能性。我这里并不责怪德国的工业，它的成绩是可观的，但是这些成绩与美、英、苏合起来的实力相比，就不足挂齿了。一个德国同时与三强对抗，确属鲁莽之举，只能是死路一条。
至于说如果没有叛国行为和内部的破坏，我们就能够打赢战争，这种说法从上述一些情况来看是不能成立的。即便我们真的认为内部破坏起了作用，我们必须承认，所谓的破坏只能加速了战争的失败，而决不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人说抵抗运动一方的破坏者作了大量的坏事，造成了德国的失败；还有的说他们破坏军工生产，制造假命令，同敌人保持接触，阻挠给前线部队运送补给品等。但是，包括敌方作家写的作品在内的全部关于抵抗运动的材料，没有提供一条证据，说明他们曾在前线造成破坏。在大战开始前不久，在法兰西战局开始时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抵抗运动的一些成员曾与敌人进行政治接触，以便达到某种目的，但这只是一些个别的情况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哈尔德将军说：
当我的总司令和我认为希特勒的决定不利于德国和军队时，为阻碍他的决心的实行，我们曾同他进行斗争。但是，战斗部队完成其艰巨的任务所必需的物资我们一定设法给他们运到前线。凡是可能危害前线士兵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跟着希特勒去作。 ＇ 注：见彼得·鲍尔著：《同哈尔德的谈话》 ＇
有人说，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部队没有得到什么补充，步兵装备被运到了装甲师，而步兵却收到了装甲部队所需要的燃料。凡是在前线服役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交通线完全被破坏了，要想把补给品送到预期的地点，简直是不可能的。战斗群指挥官把经过他们驻地的东西统统抓到手，并且都控制了许多火车车皮。更有甚者，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为前线运送的补给品、武器和燃料被地方长官截了去，给国民突击纵队使用。
下面再谈谈我们对谋杀希特勒的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态度。我是在激烈的利沃夫战斗中由广播听到这个消息的。前线的反应是明确的，当我们听说一个德国军官竟然有谋杀的企图，特别是东线士兵正为阻挡俄军的前进而拼死战斗的时候，真有些惊呆了。我们熟知纳粹党员、特别是“帝国”政工人员的陋习，以及这些人们的傲慢行为和党卫军突击队的罪行，不过这些事情在前线是很难感受到的。党阀们在前线是不受欢迎的。在战斗间隙期间，大家对这些“先生们”大发牢骚，而每个人都认为，象这些事情战后要立即加以澄清。然而，前方士兵（当然我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也荣幸地属于前方士兵），听到谋杀希特勒的消息，是愤慨的。士兵的态度是奋战到底。
直到我们被关在集中营内，才更多地听到一些关于谋杀希特勒的缘由。我们必须承认，肇事人员是胸怀最高理想和为国家命运着想才走这条路的。施陶芬堡上校和他在最高统帅部的同事们认为，希特勒的制度会把德国引向灭亡。他们深信，杀死希特勒就可以使德国不致再流血牺牲。但是，若谋杀希特勒成功，其结果还会导致同党卫军的一场血腥的搏斗。在外交方面也不会取得任何成功。敌人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根本不管德国是否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政府。罗斯福宣布这一政策以后，加强了每一个德国人反抗的意志，这象德国的政界领袖在俄国所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些德国人把共产主义和俄国人民不加区分。如果谋杀希特勒成功，所有的德国人都会因德国战败而归罪于德国的军官们，特别是德军的总参谋部。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忘记，这场战争并不是因1944年7月20日事件而输掉的。
结束语
这是从头到尾谈论战事的一本书。我作为一名德国军官，深切地关心德国的荣誉和威望。对纳粹德国不管作了怎样的历史裁决，都必须承认，德国国防军是有很大功绩的，称得起是坚持了德国民族的伟大传统。但是，我不想颂扬这场战争，也不想鼓励复仇的思想。相反，摆在西欧各国面前的严重问题，是要求现实地去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
我在这本书里试图提出1939…1945年战争中暴露的一些主要战术问题，特别想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庞大而组织严密的苏联军队的危险性。该是认真思索欧洲形势的时候了。的确，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文明，作为我们过去的敌人的西方列强必须忘掉过去，而着眼于未来。我真诚地希望，我的这本书会对欧洲的防务和互相谅解作出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