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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２７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
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
１．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２．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３．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１０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５年，其他的人也是５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
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３０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３０年代受过迫害的Ｂ·奥库洛夫说，当时国内正在制造气氛，“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恐怖行动，而这些行动的主要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人”。报刊不断加温，不断“揭露”、报道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总部”、“阴谋”、“恐怖小组”。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斯大林喜欢讲的“惩罚机关”一下子“身价”百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数飞速增加。这些“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它们逐渐和党委平起平坐，后来又超过党委，成了太上皇。报刊上最热门的话题是“必须加强警觉性”。报刊的宣传开始大量散布对每一个人怀疑、不信任的种子。许多领导人都受到监视。我们记得，斯大林十分害怕别人害他，大力加强警卫，把自己在群众中“露面”的次数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普通人都形成了一个概念，似乎生产单位中、集体农场里、大学里有许多暗藏的敌人。每一次挫折、灾难、损坏、事故都和反革命破坏挂起钩来。全国逐渐形成一种氛围，斯大林在进行血腥清洗时已可望得到受蒙蔽的群众的“支持”。
还在基洛夫被害之前，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决定，那些将在未来无法无天的年月里扮演凶神恶煞的人被提拔到在同党和“人民的公敌”作斗争的机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岗位上。这些人中首先有担任组织局委员、１９３５年初担任中央书记、清党活动（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组织者之一的叶若夫，过去的孟什维克、先担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后又提任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那些可耻而罪恶的政治审判案都和后面那个人的名字分不开。
指令、通令、报刊都直截了当地要求寻找和揭露敌人。人们发现“原来”敌人果真不少。在怀疑、恐惧、不信任氛围的推动下，很快掀起了恐怖浪潮，并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把它掀到令人可怕的高度。关于被发现和揭露出来的“敌人”的无数报告不断送给中央。下面是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所保存的几份报告：
送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内务人民委员部北方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结束了反革命恐怖集团策划对中央委员、联共（布）北方边疆区委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弗·伊万诺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这一案件的侦查。
本案被告有七名被追究责任，交付法庭审判，他们是：Н·Г·拉基京、Π·Ｂ·扎奥斯特罗夫斯基、Π·Ｈ·波波夫、Г·И·列维诺夫、Ｈ·И·伊夫列夫、А·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Ｈ·Ａ·科博索夫。被告中完全认罪的只有Π·Ｈ·波波夫。
拉基京等人的案件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引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法律予以审理。
我们认为主要被告拉基京、Π·В·扎奥斯特罗夫斯基、列维诺夫应判处枪决，其余被告应分别判处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请予指示。
安·维辛斯基，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
Л·И·别洛济尔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她招募了舍尔比纳和捷列先科参加这一组织，要他们在１９３４年庆祝十月革命时在基辅对波斯特舍夫和巴利茨基两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经审理此案后决定判处Л·И·别洛济尔枪决。
别洛济尔在整个受审期间坚决拒绝招供，声称她不接受赦免。因此，请指示是否可以执行对已定罪的Л·И·别洛济尔的判决。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和Ａ·Ｂ·巴利茨基同志认为可以执行判决。
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
送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同志
今年３月９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庭在我主持下在列宁格勒不公开地审理了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同伙米利达·德拉乌列、奥丽加·德拉乌列和罗曼·库利涅尔一案。
我问米利达·德拉乌列，她想方设法要搞到去年１２月１日的列宁格勒党员积极分子大会（基洛夫要在会上作报告）的入场券，想要干什么。她回答说：“她想帮助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帮他干什么？“到会上根据情况而定。”因此我们断定，被告想帮助尼古拉耶夫搞恐怖行动。
三人都被判处极刑——枪决。３月１０日凌晨该项判决已予执行。
请指示：是否见报。
Ｂ·乌尔里希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１日紘紣矠
真是闪电式的审判：９日审判，１０日凌晨枪决，１１日早晨给那位至高无上的祭司报告。即使从乌尔里希报告的片言只语中也可以看出，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多么浮皮潦草。不久，特别是两年以后，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我想对最后的这个“案件”再说几句。在这一悲剧发生前的一年多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有人不断散播卑鄙的谣言，说尼古拉耶夫的前妻米利达·德拉乌列同基洛夫“关系特殊”。了解基洛夫的人都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这种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谁需要散播这种谣言呢？不能排除有人想挑唆神经衰弱的尼古拉耶夫去谋害基洛夫。当人民委员部干部Я·阿格拉诺夫和Л·舍宁开始侦查时，尼古拉耶夫说他杀害基洛夫是为了报仇。但很快他又“供认”，进行暗杀是根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集团的布置看来，德拉乌列这个名字被策划罪行的人利用来挑动尼古拉耶夫，使他变得“更加坚决”。但后来，米利达·德拉乌列也好，奥丽加·德拉乌列也好，都有可能坏事，于是决定把她们收拾掉。说干就干
斯大林亲自制造紧张空气。１９３５年中公开发表了一年前他同赫伯特·威尔斯的谈话。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行动。斯大林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威尔斯问：“你们那种宣传是不是陈腐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紘紤矠
斯大林是多么喜欢“彻底消灭”这样的字眼啊！他在多次讲话中号召“彻底消灭”反对派、剥削阶级的残余、富农、蜕化变质分子、两面派、间谍、恐怖分子并且确实在“彻底消灭”他们。看来，他也在“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当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各个代表团在知道了列宁的信的内容后所表示的愿望）还在起遏制作用时，当斯大林还清楚记得列宁的警告时，他把反对派还当作思想上的敌人。“投降分子”（悔悟者）通常很快被恢复党籍，被委以重任，还发表他们的文章。例如，１９２８年６月恢复党籍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表示，希望“党还会需要他们的经验”，——很可能就是指他们希望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报刊上不断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富农的帮凶”，他们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种容忍显然不只是值得赞扬的，这是列宁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观点的体现。斯大林几乎从来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惟一的例外是他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但是某些人的不断“摇摆”叫他十分厌烦。对他来说，专政和民主是不相容的。
斯大林不久就认识到，关键在于把社会一直“保持”在“国内战争”状态中。人民一直十分“激动”，他们“警觉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因此很容易被人控制和操纵。这位独裁者在他去世以前依靠他周围一班人采用各种办法使整个社会在阶级关系上即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甚至斯大林对基洛夫的“喜欢”（事实证明他确实喜欢过他），看来也没有阻止总书记不下手清除这位最受人欢迎的人，他的潜在的对手。当需要在起码的正派作风和“妨碍”他的权力的一切之间作出选择时，猜疑、残酷、权力欲总是在斯大林身上占了上风。基洛夫被害成了在国内采取更加严厉的政治方针的良好借口。他不能忘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有１／４的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而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呢？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料到，在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竟有１１０８人不久就被捕，其中多数人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在这次大会选出的１３９个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９８人被捕并被处决。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建在经济上遭到破坏的国家、实现从木犁走向现代工业国的历史性飞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是在有意识地消灭老的“列宁的近卫军”。他们知道的情况太多了。斯大林需要的是不了解他的“早期”活动即他过去的底细的较年轻一代的忘我的执行者、工作者。
１９３５年中，斯大林支持取缔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建议，这大概不是偶然的。这两个组织的档案被以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组成的委员会接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３０年代末那些无法无天的可怕年代被指控远在２５年前犯下的“罪行”这里是不是利用了被没收的档案呢？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4）
当时正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步步高升的。１９３５年中，联共（布）中央党的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贝利亚的“著作”《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这本小书用纸精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