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１９３６年斯大林还’没有成熟”？我不这样认为——当事情关系到斯大林十分了解的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手发软，思想发生波动。他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从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原来的助手阿·纳扎列江；列宁原来的秘书尼·哥尔布诺夫；他自己的朋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来的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泰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领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Ｃ·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原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列·卡拉汉；同他有过友谊关系的肃反工作员雅·阿格拉诺夫；内战时期同他一起执行过列宁委托的安·布勃诺夫；被“领袖”本人称赞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约·瓦雷基斯
斯大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他翻阅被判刑或被逮捕的长长的名单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了解这些人。关于其中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说点什么，想起点什么，讲点看法。不止一次到他办公室来过的州委书记有：约·瓦雷基斯、伊·卡巴科夫、彼·斯莫罗金、波·舍博尔达也夫、爱·普拉姆奈克、Я·索伊费尔、拉·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别·卡尔梅柯夫、К·哈夫金不仅他很了解而且各个共和国也了解的党的工作者有：尼·吉卡洛、苏·埃芬季也夫、М·库利也夫、М·纳里马诺夫、Г·苏丹诺夫、М·卡希阿尼、涅·拉科巴、阿·汉姜、С·努尔佩耶索夫、阿·伊克拉莫夫、费·霍贾也夫一批学者，其中许多人同他还有过个人接触：尤·斯捷克洛夫、В·索林、М·福尔希克、伊·卢波尔、阿·加斯捷夫、尼·瓦维洛夫、格·纳德松、亚·斯韦钦在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名单中也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名字：鲍·皮利尼亚克、布·亚申斯基、奥·曼德尔施塔姆、阿·韦肖雷、尼·克柳耶夫、亚·亚申斯基、叶·恰连茨、Ю·陶宾、吉·塔比泽、萨·谢伊福林当他看了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名单时，他好像听到了正在举行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中的喧哗声，看到了库恩·贝拉、帕·拉品斯基、Ф·塔博尔、阿·瓦尔斯基、Я·安维尔特、扬·伦茨曼尼斯、О·里亚斯塔斯、Ф·博什科维奇、Ф·舒利特克、Р·希塔罗夫等人的面孔。而极长的军人名单——所有这些姓名都是多么熟悉啊！成千上万的姓名成千上万的生灵，他们都有过自己的遭遇、希望、痛苦和激情。他们都颂扬过他，随时准备执行他的任何决定。其中许多人还来得及给他斯大林写了最后的信，他也看了许多这样的信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了。这个具有钢铁姓名的人不懂得什么是怜悯和同情，什么是同志情和荣誉感。他好像把良心也看作“怪物”，至少良心任何时候也不能“妨碍”他。他只要用铅笔在名单的一角写上个把字或者只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随口说一声“同意”，那就全都解决了。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在今明两天永远消失。此后不久，就由维辛斯基、乌尔里希同叶若夫一起直接操纵惩罚机器，他只需要知道一下可怕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不过他从童年起就有一副坚强的神经。
有材料说，斯大林曾在审判前夕几次会见维辛斯基和乌尔里希。在斯大林的文件中，没有发现他同这两位“司法祭司”谈话的痕迹，不过可以设想，这种谈话带有下指示的性质。集团军军事法官乌尔里希不知什么地方被斯大林看中了。可能是他讲话简练，他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大量送给斯大斯的关于血腥收获的报告严谨扼要。“领袖”对这些报告的反应如何，现在只能猜测。在一些报告上有“Н．СТ．”的署名，在另一些报告上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花字母。这些人就好像在登记成千上万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名单。但死亡失踪的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自己的同胞，其中许多人他们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报告涌来的起初像潮水，后来简直像狂涛巨浪，任何人看了都会神经错乱，彻底垮掉。但是，即使在镇压最猖獗的时候，斯大林也照样去戏院，看夜间电影，接待人民委员，审订决议案和其他文件，举行午夜宴会，口授复信稿，就《真理报》或《布尔什维克》杂志某篇文章发表意见。即使假定斯大林无保留地相信恐怖活动所屠杀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那也只能使人们对他的绝对的麻木不仁和残酷无情感到万分惊讶。
乌尔里希很符合斯大林关于法官的概念：法官是不能多愁善感的。斯大林看到，这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在签署几十份、几百份死刑判决书时，能够绝对保持沉着和镇静。这是斩首机上的一个活部件。
维辛斯基的外貌有所不同，他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副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苏联检察长的口才。他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对维辛斯基表示同意。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检察长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看来给“领袖”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出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像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
我国人民的要求只有一点：处死这些该死的败类！
时光将流逝。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墓上将长满杂草和野蓬，他们将永远受到诚实的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的鄙视。
而在我们的头顶上，在我们幸福的国家的上空，我们的太阳将依然明亮而喜悦地闪耀着它那灿烂的光辉。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純紛矠
“领袖和导师”喜欢忠诚。随后维辛斯基当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又当了外交部长，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和斯大林特别重视的其他奖章。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任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以其特别冗长的、毫不妥协的演说而载入外交史册。是的，那是“冷战”时期，然而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和安理会的成员知道这位外交家院士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当然，他在这里不能像在政治审判案中那样信口开河，说什么“发臭的尸体”、“卑鄙的蟊贼”、“该死的败类”。但是，人们也都记着他那一大堆外交上的骂人话：“放荡的先生”、“下流的诽谤者”、“疯子”他和从前一样恬不知耻。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在联合国第四次大会上维辛斯基发言２０次，在第五次大会上发言２６次，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２２次。据外国的外交官证明，检察官的能言善辩只是引起听众的“好奇心和极大的反感”。但这一切都是后话
维辛斯基对委托他的演出的政治闹剧的意义，了解得不比审判案总导演差。在１９３８年３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政治审判中，公开愚弄舆论达到了顶点。罪名还是老一套：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搞间谍和破坏活动，准备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肢解国家，图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
为了保证政治审判演出成功，进行了长时间的“排练”。例如，布哈林审判案准备了一年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摧毁被告人的意志。侦查员们拥有广泛的暴力手段来逼取必要的口供。但把这样的口供当作主要的罪证是违背基本准则的。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其他人很快就屈服了。然后就进行侮辱性的“排练”。真的是排练！他们逼迫已经屈服的人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们”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是的，有时也出现暂时的“故障”。
例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法庭书记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中说，被告克列斯廷斯基“于１９２１年同德国情报机关建立了背叛性联系”，同塞克特将军和哈克将军约定同德国国防军进行合作，德方每年为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提供２５万马克。当法庭庭长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克列斯廷斯基不顾原来的供词开始全部加以否认。审判厅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慌乱。宣布暂时休庭。把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对这个坏蛋收拾得不够。”并且暗示：他今后不愿再听到类似情况。采取了“措施”。到第二天晚上克列斯廷斯基就已经“正常”了。
克列斯廷斯基：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
维辛斯基：那你昨天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声明只能被看作是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中的挑衅。
克列斯廷斯基：昨天，被告席的气氛和从宣读起诉书中产生的、由于我的病态心理而加深的沉重印象，引起了一时的强烈的虚幻羞愧感，在这种情况影响下我不能讲真话，不能说我有罪。
维辛斯基：是无意识的吗？
克列斯廷斯基：我请求法庭记下我的声明，对于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最严重的控诉，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并承认自己对我所干的背叛和变节行为完全负责純紜矠
除了几次类似的小“故障”以外，这次审判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被告都同意公诉人的起诉，一致承认骇人听闻的指控，并且心甘情愿地补充说明自己“罪行”的任何细节：法庭和被告表现了罕见的合作精神！没有任何人进行任何反驳全都是自己控诉自己！
不过，并不是每次如此，也不是人人如此。例如，布哈林虽然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有时通过直接的或隐喻的形式，有时也通过悲剧式的讽刺形式，试图使人们对于指控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也许，布哈林在告别人世的时候放眼于未来，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我们今天。这里只引用布哈林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证明他在最悲惨的时刻仍然保持着自制的能力和高度的理智。
布哈林在最后发言中说道：
“我认为自己既在政治上也在法律上应对暗害活动负责，虽然我个人并不记得我曾发过进行暗害活动的指示”
“检察官公民断言，我同李可夫一样，也是间谍活动的一个最大的组织者。有什么证据呢？有沙兰科维奇的口供，可是在宣读起诉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存在”
“我坚决否认同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彼什科夫有关系。据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决定被暗杀的。我不知道这件事”
“赤裸裸的斗争逻辑，伴之以思想的堕落、心理的堕落、我们自己的堕落、人的堕落”純紝矠
第二部第六章 政治“审判案”闹剧（3）
布哈林最后发言中的这段话很值得注意。这已经不是认罪，简直是对审判案组织者的控诉。这些人遵循着“赤裸裸的斗争逻辑”，既造成了思想的堕落，也造成了人的堕落。非常明显，这是间接暗示斯大林。布哈林想尽可能地利用揭示内心认识的最后一次机会
关于审案过程，每天由叶若夫或维辛斯基或其他人向斯大林详细报告。斯大林补充细节，提出建议。审判案的新闻影片和被告出庭的照片，首先拿给他看，根据他的指示，报刊和广播对“演出”广泛进行报道。请来了外国记者，甚至请来了外交官。罪犯们有那样高的“觉悟”，人人都感到吃惊！根本不需要技术鉴定、补充调查、法庭争辩、检察官和辩护人对话。在审判中，由检察官一人独奏，其他所有的人都低声为他伴奏。连福伊希特万格也不得不在他那部有倾向性的《１９３７年的莫斯科》一书中承认，“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互相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而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术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以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純紞矠。德国作家的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场闹剧的组织者们，特别是总导演，都是卓越的无耻之徒。
除了在侦讯期间粗暴地破坏法制以外，除了暴力行为以外，坐在被告席上的人之所以逆来顺受、毫无怨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用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劝说：他们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只有“认罪才能帮助彻底揭露罪犯”。这就是说：需要“自己认罪”并诽谤别人既然进行审判的是人民和国家，那么人民和国家要什么就应当讲什么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这个理由显然支配了许多的行动。在最后的发言中，这个理由表现为各种说法。被告格·费·格林科：“我将接受最重的判决——极刑，这是罪有应得。”被告克列斯廷斯基：“我对祖国和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将接受你们的任何一种最严厉的判决，这是完全应该的。”被告李可夫：“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被告布哈林：“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純紟矠
斯大林看了这些话可以完全满意了：“人民和党的敌人尽管面对着死亡似乎也没暴动，而是需要什么就讲什么。”他把这种“坦诚”看作是胜利，可是没有想到，在这种胜利中埋下了他斯大林在历史上、道义上必然失败的根子。但是“领袖”也知道另一种情况。布哈林被捕后头三个月“顶住了”。他们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但是这位失宠的院士甚至在狱中也总想使斯大林相信（他向自己原来住在克里姆林宫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