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
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
“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
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
次日，斯大林复电说：
“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１９４８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反对那些想用核武器来解决当代基本矛盾的人。１９５０年，和平的保卫者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征集签名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行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后，就宣布了全世界签名的有５亿多人，他们要求制止战争！斯大林、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思想。我有时觉得，斯德哥尔摩运动是形成人类全球意识的发源地、开端，而人类全球意识的实质就是承认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离这一目的要比那时近了，但是迈出这第一步是多么重要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4）
１９４９年４月，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的“普来耶尔”大厅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两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盛会的进程，并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亲自拟定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法捷耶夫、爱伦堡、华西列夫斯卡娅、考涅楚克、图尔森—扎杰、沃尔金、费多谢耶夫、科斯莫杰姆扬斯卡娅、马列谢耶夫。当《真理报》于４月１日报道了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大会发言结束时直接用俄文在讲台上唱起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咏叹调“从边疆到边疆”的时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动（如果他还能够激动的话），斯大林能够不感到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施加真正影响的纪元开始了吗？
在两个世界进行的这场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着就可能把防止世界发生战争的屏障吹倒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
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社会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胜利结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于１０月５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论中引用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如下一段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谁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中国事件的进程。当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到北京之后就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了上风，苏联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斯大林最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认为，千百万饥饿的群众揭竿起义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斯大林得知蒋介石和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之后，他才相信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更为现实的和进步的瞾矈矓矠。
斯大林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的全集里共发表了将近１０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浅的。例如，他断言：“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进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瞾矈矔矠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也阐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总是以政治教导者自居。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这里和下面的着重标记都是本书作者加的）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学好军事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等等瞾矈矕矠。也许，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所表现的特殊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军事战绩，而是因为１９４５年１月蒋介石在演说时表露了他要捍卫反民主的制度瞾矈矖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的援助：转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和军事技术，还提供了其他的援助。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乘胜前进，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在美国进行敌视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扩展开来。邀请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７０寿辰典礼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顶点。
斯大林抱着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着同中国人民的领袖会晤。虽然他过去讲过和写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其实他是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许多特征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同他会见过多次。他们的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当时担任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对弄清这些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方针，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应当认为，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也都是不寻常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国境，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的机关工作，就是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也接触很少。甚至可以说，这些曾经多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人，其思维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虽然他们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们就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说，却是迥然不同的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二人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泽东在必要时能够从《春秋》一书中引经据典，而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
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