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没有同战友们见面。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
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
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紗紞矠
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紗紡矠
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
“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
“他追求功名。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紗紣矠
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我不相信你们。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
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
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