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而恐怖的暴君。这是一个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平常的时刻。
似乎，赫鲁晓夫是把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召来了。看来，别尔嘉耶夫是对的，他在莫斯科，在自由宗教文化学院演讲时说过：“面对过去往往给人以某种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感觉，而不仅仅是属于那种经验过的现实，它像梦魇一般从四面八方压迫我们，我们必须战胜它，才能达到某种新的高度”瞾矈矙矠确实，在作这个报告以前几个小时，谁也不能设想，党在多年的停滞和蜕变以后，居然还能达到这种“新的高度”。尽管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周围其他的人一样，要对那些违法行为和恐怖行为的年代负责，但那天在代表大会上他确实建立了真正崇高的历史性功绩。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刚死之后，党的领导中就已经开始了不大明显的摆脱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过程。在贝利亚被捕并处决以后，进程的速度加快了。这一行动使新的领导能够更深入地大规模地审查斯大林在暗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尽管这对他的许多战友来说过去也是十分清楚的。召开“二十大”（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决定后不久，在党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斯大林时代滥用职权的罪行。第一书记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并非如他想让别人相信的那样是出于“良心的召唤”。问题在于：就在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被放在陵墓中列宁身旁之后，党中央和政府以及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不断收到大量来信，写信的都是曾经被长期关在铁蒺藜“圈”内的人，是家属和亲人，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抗议和希望的浪潮，哀求的浪潮，人们相信被践踏的正义一定能得到恢复。
赫鲁晓夫吩咐在群众来信的基础上作出一个综合报告，这些报告结合已经宣布撤销的“列宁格勒案件”，结合一些来中央告状的犯人的已经重新审查过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许多控诉都是罪恶的捏造。情况已经很明显，在一两年之内，根据第５８条各款被判刑的许多人将服刑期满，这些人必然会被遣送回家。他们身上已留下永恒的创伤和困惑，他们将要求惩办罪犯。这时，斯大林和贝利亚均已死去，再也没有人敢把他们送到劳改营监禁和流放了。也就是说，赫鲁晓夫已感觉到，党和国家正面临着非常复杂和重大的抉择。成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激烈反对。但布尔加宁、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及当时尚在动摇的马林科夫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委员会成立了。领导人为波斯佩洛夫，他曾长期担任《真理报》的总编辑，后来还担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下令，允许该委员会去查阅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材料。应该说，波斯佩洛夫工作非常努力。不过，他像几年以前一样努力，那时，他和亚历山德罗夫、加拉克季昂诺夫、克鲁日科夫、米丁和莫恰洛夫等人一起编写《斯大林传略》。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波斯佩洛夫把委员会作出的结论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全体成员作了报告。第一书记终于明白了，这些文件如果不能将有关斯大林的谎言、神话和传说彻底揭穿，他自己就会在政治上完全毁灭。
赫鲁晓夫有好几次谈到波斯佩洛夫的报告，并问他的同僚：怎么办？委员会的结论如何向大会代表们传达？由谁来传达？让波佩洛夫来传达，好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很长时间内表示坚决反对，有时态度还十分激烈。这些激烈的争论虽然并未作记录，但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反对报告的几位同志也有他们的“强有力的”论据：有谁强迫我们把这些“丑事”抖出来吗？偷偷地改正不是更好吗？赫鲁晓夫本人是否清楚，公布委员会的结论会引起什么后果？最后，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就没有（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去那些破坏法制的行动？这一切危险难道都不应估计到吗？但是赫鲁晓夫胜利了。２月１３日，中央通过了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向代表们作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尽管赫鲁晓夫本人对这种做法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不决。但他记起了遭到监禁的人们的来信，想到过去那些丧失理智的年代，他愈来愈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行为、破坏法制以及可怕的暴行所造成的后果不可长期隐瞒下去的。人民迟早会了解真相。必须争取主动并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全党。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把真相告诉人民。
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似乎即将像通常那样胜利结束，以便在其他同样呆板的、“有组织的”、立即被报刊称为“历史性的”代表大会中占一席之地时，一件主要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宣布，将召开秘密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布尔加宁请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言。这是赫鲁晓夫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曾经是一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对“领袖”表示过反对意见，这时却突然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胆量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偏见。正像后来才弄清楚那样，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步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过去在同僚中只是一位不显眼的执行者，但一当上党的最高领袖，他却成为一位处事果断、 有时不免冲动的政治家。除了那次秘密报告以及内政方面采取的一些不寻常措施，在赫鲁晓夫的履历表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不平常的步骤，如为了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恢复关系，跑去见铁托，在古巴安装核火箭，会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匈牙利事件时采取坚决行动，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建立友好关系，对毛泽东毫不妥协，支持越南以及其他许多行动，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位第一书记具有复杂而矛盾的个性。正如这些事件所证明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并不具有坚韧不拔、勇于负责的精神。但是，这里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并不善于分析问题，而且常常前后不一致，对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政治能力显然估计过高。有时，他采取的步骤看来干脆就是未经深思熟虑并且缺乏远见的。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有一个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我们整个体系所共有的老毛病，即把第一号人物的作用绝对化。斯大林以后的政治体制照样不能避免恺撒主义，颂扬领导者个人，还是不能保证不出现新形式的崇拜。赫鲁晓夫的活动只是证明了不具有真正民主属性的体制所固有的弊病。
不过，我不得不离开本题。但非此不足以说明党的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即斯大林主义首次受到可怕的打击。这是建设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达３０年之久的“领袖”遭到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我不想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论点再作赘述，而只是想指出，他对开始的非斯大林化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以及他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的后果有多深远。
总之，那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有两个主角：疯狂的赫鲁晓夫和幽灵般的斯大林。会场上寂静无声。只听到第一书记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和他的助手们起草的这个报告共１５部分。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构成部分，但又都是独立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薄弱的。例如，报告人在阐明关于个人崇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样一些一般的方法论问题时，却突然又谈论起“人民的敌人”，接着又回过头谈起列宁和党内的反对派、集体领导等比较一般的问题。有几个主题一再重复，如恐怖行为的责任、种族灭绝和恐怖行为、恐怖行为等等。在《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中，还阐明了斯大林与战争、同南斯拉夫发生的冲突、贝利亚及其他一些专题。
赫鲁晓夫开始时平心静气地说：“这个报告的任务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人已经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内战争和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期大林的个人崇拜究竟是怎样逐渐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一定的阶段成了给党的各项原则、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造成一系列严重而极其粗暴的歪曲的根源的。”会场上坐着那些代表第一次（！）获悉原来还有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对斯大林作过评价。这是一种启示：真相将最终从禁锢中摆脱出来。赫鲁晓夫虽然还在痛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以及“布哈林分子”，但是他首次说出了当时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即列宁时期与反对派的斗争只限于“在思想基础上”进行。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2）
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重点不是这些思想。他的发言的精神在于谴责斯大林破坏法制。赫鲁晓夫着重指出：“显然，斯大林在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偏执、粗暴和滥用权力。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去动员群众，而往往采取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方法，他使用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真正的敌人，而且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并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
当赫鲁晓夫详细叙述一些“案件”如何被编造出来，所谓“人民公敌”又是怎么一回事时，整个会场都惊呆了。赫鲁晓夫正确地指出，有了斯大林的“人民公敌”的概念，就可以对那些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不同意斯大林观点的人，对那些只是被怀疑有进行敌对行为意图的人，以及对那些名声不好的人，进行最残酷的镇压。会场上的人听了这些可怕的揭露，都感到原来十分熟悉的穿元帅服的形象已逐渐变成双手沾满自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了。
在作报告的三四个小时之内，赫鲁晓夫看来完成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首先，报告人从斯大林头上摘掉了“领袖”的桂冠。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提出，斯大林是一个不够格的领导人，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国家和农业的情况”，战争期间“靠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根本不考虑“党的工作者的意见”。第一书记本人熟悉农业，正是在这一领域内他给了斯大林的幽灵以最猛烈的打击。赫鲁晓夫告诉大会代表们，斯大林在最后的几年中酝酿了从农业中增加税收４００亿卢布的想法！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才会产生的幻想”。赫鲁晓夫证明“领袖”不内行，乱作决定，从而撕下了长期以来斯大林竭力披在自己身上的智慧英明、永不犯错误的外衣。
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