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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落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划，到后来则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第一节
风风雨雨西花厅
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视察邢台地震
灾区；他接过农妇送来的水碗就喝
1966年一开春就没有春意。人们正在呼呼熟睡的时候，河北省邢台地区突然发生六七级强烈地震，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发生在人口较稠密地区的强震，遭灾面积达三十多个公社、近四十万人口，损失严重。
邢台地震波及到北京地区。地震时，我家在北京医院小平房顶上吊着的电灯被震得晃来晃去，房顶上往下掉了不少灰尘，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喊叫“地震了！地震了！”不一会儿，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吵吵嚷嚷地说着话。
这是我平生头一次领教到地震是怎么一回事。
周恩来得知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后，当天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他了解震情、灾情及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材料。
他促请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为主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赴地震现场进行观察、探测和研究，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等详细情况，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大大地推进一步。
这一年春天，河北省可说是祸不单行。石家庄与邢台地区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大流行。我随周恩来出发赴邢台之前，从卫生防疫部门了解疫情并作了相应的准备。
3月9日是农历二月十八日，惊蛰后第四天，天气还很冷，年近古稀的周恩来穿着一套丝绵质地的中山装上了路。他冒着余震的危险赶赴灾区视察慰问。
他轻装简从，只带少数随行人员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他在列车上办公，不时打电话了解灾区情况，并同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彭真（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通电话沟通情况。
当天下午，专列在石家庄停了下来，专列上的人都感到列车时有轻微的晃动，表明余震未息。周恩来下车听取了地方领导人简短的汇报后，不顾自己的疲劳即乘直升飞机去视察震情最严重的地区。一架直升机只能容纳几个人，他让我留在石家庄待命。
受灾地区余震阵阵，大地在颤动；少数地段震开了长达一米多宽的地面裂缝，正在冒着带热气的黑水。寒冷刺骨的西北风紧吹着，干部和群众见到周总理亲自来灾区视察慰问，一股暖流涌向心间。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决心，他让老乡们背北面南以避寒风，自己迎着北风站在木头箱子上向灾区人民作了真切而感人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幅感人至深的照片上，见到旷野里的群众席地而坐，周恩来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木箱上，神情严肃，那只人们熟悉的右臂弯曲地垂在胸前。他举起左手伸出食指比划着讲话，在他的背后停着一架直升机。这就是领袖同人民在一起的千万个历史镜头中的一幅真实写照。
周恩来察看老乡们倒塌了的房屋、毁坏了的田园庄稼，关切地同他们交谈，要求干部具体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在视察中，他向干部和群众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指导救灾工作方针，并具体规划了灾后的生产与群众的衣食住行。老乡们在激动之余亦不免为总理的安全担忧，告别时依依不舍。
至傍晚，周恩来一行回到石家庄继续开会，夜间专列停到铁路支线上，他办公至深夜，住宿列车上。
3月10日，余震依然不断，大地时时在颤抖，当地领导同志陪同周恩来继续视察灾情与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正当汽车往前直驶时，周恩来忽然叫司机停车，他要下车去亲自看看地方上没有安排他视察的小村子。
这里是一个小村庄，地震后留下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周恩来踏过残砖断瓦进入村庄看望群众。他走进一家农户，房子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用泥坯建成的土房，房顶开着“天窗”，不知道是地震破坏的还是原来就这个样子。房主人不在家，屋子里有一个衣服破旧、微敞胸怀、头发蓬乱、约莫三十来岁的农妇坐在炕沿上怀里奶着婴儿，脸部菜色，身上脏兮兮，另有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趴在她的膝上。屋子里只有一个炕、一个灶和几只旧的木头板凳，墙旮旯里竖放着几把锄锨等简单农具，有人赶到她面前说：“周总理看你来了！”她听了既不惊也不喜，一声不吭地用两只眼睛直盯着说话人；看上去有点胆怯的样子，她听不懂那个人说话的意思。
“北京来的周总理，来看你们来了！”那人又加重语气大声说了这么一句话。她仍未开口说话，只是欠了一下身子，往旁边稍微挪动了一点。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聚集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
“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
“你男人呢？”
“他出去了。”
“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见了这个没有文化但质朴的农民，便直奔主题。
“不够吃。”她答道。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
“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这也是周恩来视察灾情顺便想了解农民生产、收入和生活的真实情况。
这个时候，农妇站起身来走到灶台边拿起一只粗瓷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端到周恩来面前。他接过瓷碗说了声“谢谢你”就喝了一口，他看了我一眼。我见到那只瓷碗边上有未洗净的玉米面，碗边有多个破损缺口，但我不敢言语，更不敢朝前去阻拦他喝这碗里的水。
我是保健医生，自然担心他传染上肝炎或其他胃肠道传染病。西花厅素有保安全、保健康和保工作的“三保”之规，但我怎能妨碍领袖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周恩来又简单地问了几句话便告辞出来，坐上汽车继续视察灾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一户公社农民，在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干了整整一年之后，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可见中国的农业问题是何等的严重。这使他对农业生产状况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忧虑。我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业始终是个大问题！周恩来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
近中午时刻，车队到了一个水库工地。周恩来走下汽车，修水库的人群老远就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身影。工人们狂蹦乱跳地欢呼着，也许他们事先得知周总理要到工地来。周恩来向大家挥手致意，水电部钱正英副部长也在工地上。周总理过去同他们握手过后，带头盘腿席地而坐，大家紧挨他坐下围成一圈。
“喔，已经十二点多了，大家一起吃午饭吧！”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同身旁的人说。
大家相视了一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高兴地叫人把饭菜端上来。工地上吃的当然是大锅饭，用脸盆盛的煮白菜，主食是玉米面饼子，大家没有洗手擦脸的讲究，我们围坐在另一个圈子里，各人拿起饼子掰开便吃，大家有说有笑的吃得很开心。饭后开会座谈，进一步了解水库建设和地震对水库的影响等情况，发言者畅所欲言不感到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