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万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影响债信，未免得不偿失；照部长的说法，改发公债不过是增加二千五百万元的问题，银行界可以另外效力”。孔当即说，如果银行界能按九八发行结价，财政部自可不必收回。李越弥深感松了口气，银行的损失不至于过大了。·
就在李范苏到南京与孔祥熙交涉的时候，“三不公司”趁大家哄抬的机会，用高价大量卖出，由做多头改为做空头。到了2月13日，各报广泛登载财政部发言人的谈话《政治学》、《诗学》等。参见“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使得股市行情急剧下跌。而此时，“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已经放出，行情下跌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可苦了那些跟着他们买进的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与“三不公司”关系密切的，象沈宝昌、蒋履福就是。但最后也被“三不公司”出卖了，弄得个倾家荡产。沈宝昌还因刺激过甚，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可真算得上是“人为财死”了。
这一次“二三关”库券风潮，事后才有人透露是孔祥熙与徐堪等人摆下的天门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着股市的风云，不顾牺牲亲信们的利益贪婪地掠取他人的血汗钱。银行也吃了不少亏，只得答应孔祥熙提出的按九八发行结价，还少赚了二千五百万元的利润。
可是，宋子良等人与孔、徐相比更有过之而犹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关”风波案，利用权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其狠毒程度有过于上次。1936年国民党发行统一公债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起：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十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而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确的消息，许多人都听信一些自命消息灵通的人土话，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于是卖出的人更多了，大陆银行储信部急忙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市价继续下跌。
而这时宋子良等却乘低价大量收进。他一方面扎了些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曾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来哄抬市价。这一套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软的状态，不断上涨，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就在这时，他们乘机抛出，股市价格也随之下跌，此时谣言又起。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维持债信，孔祥熙这次亲自出面解释说：“这些谣言，纯属混淆黑白，为投机者所利用”，并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证实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们的债券早已卖完，在债市再次下跌时，他们钱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够呛，由于他大量低价卖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贷交易。”他已无货可交，后虽经一些银行大力支援，借给现贷，但贴费每万元二元，甚至四元，损失与其兄沈宝昌一样惨重，只差没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台后，又被接替他的政学系所运用，继续搞投机，同样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而把灾难大量地转嫁他人头上，造成企业破产，家破人亡。这种官商一体操纵股市的行为，表明了国民党的腐败透顶
张国焘谲图大权
1936年6月16日，饱经磨难，历尽艰辛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军的先头部队终于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中冲了出来，在懋功县达维镇会合了。同志相见格外兴奋，大家欢呼雀跃，互致问候，庆祝胜利。18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方面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亲自出来迎接，与各位领导握手、祝贺。
这次久别后的相见，最使张国焘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红一方面军的人数之少，装备之简陋比他想象的还要糟，部队衣衫褴楼，疲惫不堪，这一切强烈地刺激着他那酝酿已久的野心。就是要取得对中央和红军的支配权，和实施向西发展的方针。但过去由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反对他还不敢有什么大举动，而这一次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人枪少，而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则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占有优势时，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可以凭此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不久前所作的尝试仍使他念念不已。5月18日，他在茂县成立了“中央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并自任主席，处处向人暗示今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一带。正当他自命得意的时候，中央的一封来电，使他有如遭当头棒喝，顿时懂了，但心里感到很不服气。原来中央得知他的这一套之后，为了不影响团结和大家对革命发展方向的理解，电令他立即取消“西北联邦政府。”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要求他率军北上，占领川北战略要地松潘。中央之所以反对他的西进方针，是因为西康、西藏、青海、新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人口稀少，经济不甚发展。如果退向这些地区，则不仅使红军在给养、兵源方面发生困难，而且由于它远离全国中心地区，远离抗日前线，而不能推动全国的抗日革命高潮。
但张国焘却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退到西部可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休战，待机再起。可他没有想到退到这些地区会使红军的发展变得更艰难。最后“诚”为世界本质，认为“不诚无物”。其学说经孟轲发展，后，他虽然慑于压力取消了成立的那两个机关，但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变。在回复16日中央军委的电令时还说，川北地区给养困难，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应向西或向南行进，或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他发电的第二天，中央就已随一方面军主力到达了。张国焘虽感到有些突兀，但转而一想，中央来了也好，可以当面说服他们，这比在电报中说更方便、更清楚。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两军会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机会。开会时，周恩来首先发言，再次重伸了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
周恩来刚一说完，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因为周恩来的发言正好给他树立了要批驳的对象，他可以针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打松潘可以，但我们对那里以北的情况不太了解，有可能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估计有二十多个团，如果我们有力量消灭胡宗南的二十多个团，也就可以有能力向成都打。虽然这样打也要碰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但这却比北上要碰到的困难和不利条件要少得多。因此，我仍主张向南或向西发展。
张国焘正式发起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做说服工作的攻势了。毛泽东见张国焘还是原来那个调，心里暗想，张国焘真是个老顽固，但为了免于太刺激了他，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他去找出它的内部结构。参见“索绪尔”。60年代，法国文化人，而是正面说理分析道：“应该力争在6月底以前打下松潘，这样才好北上甘南、陕南；否则，天冷了，过草地就太困难了。四方面军是主张打成都的，我们应该向他们作解释工作，两军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可博古是个直性子的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他毫不留情面地说：“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只有死路一条。”张国焘一听这话脸上一变，显出一种不满的神色。后面的几位同志发言也都是赞成北上的。张国焘一看形势对他很不利，于是也不敢硬顶，只好勉强地同意了。
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编成五路大军，迅速北上夺取松潘。
张国焘闷着一肚子的气回到红四军驻地，博古那句刺激性的话还时时在他的耳旁回响，心里越想越气，越气就越不服，然后愤愤地自语道：“我就是不执行之天的观念。唐刘禹锡、柳宗元批驳天命观点，认识到自然，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因此，他回来后，不是召集干部们来传达会议的精神，而是叫干部们来听他泄私愤。声称现在中央犯了路线错误，竟然让红军北去钻胡宗南大兵团的大口袋，这不是去送死吗？因此，我们要认真地审查中央的路线，看看有没有什么阴谋，在认识清楚以前我们绝不执行这条路线。张国焘放的这些空炮，造成了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混乱，产生了对一方面军的不信任情绪。
7月9日，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向中央提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并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也赞同张国焘的主张。7月18日，他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朱总司令，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同时，又在四方面军中为树立张国焘的威望大造舆论，指使一些人大肆吹捧他的“革命历史和功绩”，提出要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了取得一些领导的支持，他还进行拉拢和收买的活动。他利用陈昌浩曾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指使陈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支持张国焘．还派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张国焘还亲自找王稼祥谈话以图拉拢。
可是，这些活动并没有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反而碰了不少的软钉子。针对陈昌浩的活动，中央先是电令他限时改正，所拉拢领导人不仅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级、政党和领袖的相互关系。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而且还批评他不要知错不改，否则不但害了自己，而且还害了革命。彭德怀对他送银元一事非常反感，也因此对他提高了警惕，他后来回忆说：“送了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
张国焘看到自己煞费苦心想出的计谋就好象鸡蛋碰到了硬石壁、一个个都破碎了，心动中积蓄的愤怒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倾泄而出。他咬牙切齿地说：“哼！好酒不吃吃罚酒，我要给点厉害你们看看。”又一个恶毒的计谋在他的心中萌生，就是必要时以武力解决。到那时，这帮硬家伙一个个都要沦为我的阶下囚。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他决定暂时掩饰，耐心等待，并积极创造条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这是明显的违反两河口会议的行为。他在做这事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报了仇的快意。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让你们的意见不能顺当地实施。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他，并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张国焘此时心里才获得了暂时的平衡，勉强地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党中央在芦花开会，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
但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耽误了攻击松潘的大好时机。到8月初，胡宗南的主力已做好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形势的变化，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行军计划，确定新的行军路线。8月上旬，在沙窝会议上，决定出敌不意，往西绕，穿过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并根据两个方面军的位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组成的总司令部指挥，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张国焘由此估量到机会来临了，因为红军分开两路走，反对他的力量自然分散，他可以凭自己的威信和权力，调遣左路军了。他感到了久已没有体会到的惬意。军队随令出发了。为了割断各军团与中央以及各军团之间的联系，他把原来发放给各军团的密码收缴起来，让他们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与中央联系。这一招果真奏效，各军团除了得到他的指令外，对中央的命令一无所知。张国焘牢牢地控制了左路军。
右路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原，到达了班佑，并攻下包座，消灭了胡宗南守敌的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为此，他不敢再孤军北上，敌甘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左路军能按原计划北上，必能打开一个大好局面。
可是，此时张国焘正大力地实施他的阴谋，他处处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与中央离心离德。党中央为了乘包座胜利的气势迅速占领甘南，多次电令左路军迅速北上。可是张国焘在带领部队走出草地到达阿坝后，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后来他又自作主张，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