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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我们觉醒时已有点太晚了。50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今天中国人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建国之初的大约三分之一。这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的国土资源现状。这就是我们只注意与人斗、忽视与自然斗的惨重代价。50年来，我们没有被外国帝国主义所驱赶，却每每被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而驱赶。去年新华社发表题目为“我国土地资源破坏严重”的文章，“破坏”两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建国后50年来的实践。
土地问题，是人类生存的最根本问题。自古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大多数与土地争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革命，没有一次不与土地问题相连。“均田地”成了中国社会政治变更的核心内容。巴以战争历时50多年未能平息，而历史上的一些土地战争经常延续几百年。不把握住这样的历史主线就很可能看不清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动荡和动乱皆由土地问题引发。因此，今天关注土地问题和生存空间问题，应当是中国经济界、政治界、社会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类活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人类的生存开发活动，西部生态不断恶化，导致中国人口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一百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一名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就提出了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理论。前些年，我国有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重心点一直以年均0。43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作直线运动，经过了长达一千四百年的漫长跋涉，已从黄河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附近。在这期间，由于明朝迁都北京、清末开发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定都北京、50年代后实行户籍制度、以及后来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微小幅度回弹。
早在解放前就有学者发现，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省的腾冲划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两半，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今天东南人口的比例据说已上升到95％以上。文明重心向东南方向倾斜。近半世纪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地域徘徊。因此有人说，汉文明正在逃离它的发祥地。为什么要逃离呢？当然是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所致。
随着西部地区的沙漠化和生态恶化，华北地区正在成为“被风沙驱赶的地区”。2000年沙尘暴12次光临北京，而今年春，沙尘暴出现更加频繁的势头。步沙尘之后的将是环境灾民或贫困人口。以劳工输出大省四川为例，20年来，每年涌往东南沿海省份的打工民工都在1000多万。打工潮高峰时期，全省劳力约有1/3外出。这种势头至今仍在延续。如果户籍管制进一步松动，中国将出现更大的人口重心东移现象。
在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数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这条信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狭小，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比起来，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没有象中国这样如此需要“人造”生存空间。
这些年我一再写文章说，今后哪种商品的价格都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而降价，唯独土地价格只会涨不会降，这是因为国情决定了土地是中国唯一的稀缺资源。建国50年来，我认为中国在各项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这个问题至今社会上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相信不久即将突出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失误的最大原因的盲目的决策以及一味地追求产值，突出政绩，以粮为纲等等。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建设中，人们几乎无暇注意，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受到环境破坏惩罚了才开始意识和觉醒。但是，我不仅要问：早些年干什么去了？非要到北京上空黄尘滚滚、黄土弥漫、尘土飞扬才觉醒。2000年北京发生了11次沙尘暴，2001年的统计数字还没出来，因为就在我写此书的一天5月15日，北京又一次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黄尘之中。
1994年夏天，去包头南部毛乌素沙漠的恩格贝和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走了一遭，清楚地知道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是副什么样子，并对北京有什么影响。六年过去，情况严重了许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季风气候，冬春季刮西北风，北京正处在下风口。年年如此，损失就大了。上游得病，下游吃药。现在人们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仅是中国人开始明白，人家日本人早在10年前就提防中国环境破坏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年来，日本人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毛乌素沙漠恩格贝基地义务植树。1994年我在那里栽的树恐怕也已长大。可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北京人、天津人，前些年何曾想到义务地到西北部植树搞绿化？为什么非要等黄土把家门口都淹没了才行动？
说到底，还是个发展观问题。我这些年一再写文章呼吁：产值增加不等于发展，增长不等于经济进步。并且，不科学的发展，增速越快，损失越大。但我们这些年里的发展目标就是产值至上，数量第一。岂不知数量的增加是以消耗环境资源得来的。传统经济学有个最不科学的地方是不统计资源消耗，更不统计环境消耗和对生态破坏的补偿。因此，有学者把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GNP说成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叫做“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譬如在搞统计时，只统计牧民们牛羊头数增加了多少，不统计草场草量减少了多少。只统计新开垦了多少亩荒地，不统计因沙漠化损失了多少草场和耕地。只统计挖出了多少煤，不管地下减少了多少资源储备。这种模式的高速增长，速度越快，资源消耗越快，生态环境破坏越厉害。到头来，受到报复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值的确翻了几番，但这是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财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粗放经营和资源投入发展的国家，有多少GDP，就有多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增长与消耗和破坏几乎是成正比的。写到这一章时，正值6月5日“世界环境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由徐刚同志执笔的环境节目“守望家园”。里面提到一个数字，1995年，中国因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高达6130亿元，占当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96年，世界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因水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多亿元。
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同志在2000年一个记者采访中透露：我国生态恶化趋势仍在加剧，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8％，且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年失去一个县。植被破坏严重，草地沙化、碱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3，沙尘暴呈上升趋势。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眼睛还只盯着GDP，很少注意由于环境破坏每年失去多少生存空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早就说过，是生存空间，是土地。但即使这样，每年仍要失去一个县的面积。这一财富值多少GDP？没人统计，没人计算。掠夺式的增长，看来GDP增加了，但失去的比增加的还要多。
今天，我们还能再享受到优美的环境吗？对于环境的变化，50岁以上的人都有体会。也就是在短短的50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切，本人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这里，我必须把它写出来，以引证中国环境的恶化。
4，美丽的童少年
那是1958年的春天，在我六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从济南市送到山东胶东半岛上一个背山面海的小村庄，去跟膝下无子女的姑父母一起生活。在这个小山村里，我被拥入了大自然的怀抱。50年代，对于许多中国农村来说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时代。在那里，村庄的面貌以及人们的生活几乎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一切都是自然淳朴的。驴，牛，鸡狗，炊烟，旱烟袋，火镰，草鞋，石墙，灰瓦，草房，杏树，槐树，石铺的街道，依地形而建的高低错落的房屋。小村庄坐落在一座山脚下，一条由上而下的大山沟穿村而过，把村子分为南壃和北崖两部分。
当时的小村庄大约100多户人家，不到500口人，1000多亩地。在童年的记忆里这是一个优美的环境。山坡上覆盖着郁郁青青的松树，山沟里流淌着清清的溪水。小村庄高高地坐落在九目山脚下，俯瞰着东面、北面一片蓝蓝的大海。姑姑家住在村南头，房后一块林地，房右一块园地。当时的村庄，家家户户前后左右都留有空间，并不象今天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各家各户都绿树掩映。如果从山坡上望下去，整个村庄绿树环抱，一片浓荫。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色环境里长大的。夏天，打开后窗，便是一片小树林。透过树丛的缝隙，可以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那时经常从后窗爬出去，躺到一棵小树杈上悠哉悠哉地玩耍。在西园那茂密的草丛中，我感到了泥土的温馨和亲切。记得有一个夏末秋初，当野草长到半人多高的时候，我便在草丛中开辟了一个窝。躺在里面，被高草掩盖着，仰望天空，静静地感觉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静谧。就在这种环境里，什么人能对自然不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可是今天的故乡，昔日的旧景已不复存在。村子被房屋挤满了，一个挨着一个。我家西边的园地已被一家人盖上房屋，后边也盖上房子。房子是盖得高大亮堂了，但儿时的绿色空间却随之消失。最令人心疼的是屋后街道旁那三棵粗大的老槐树，树龄足有五六百年之上，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消失了。在童年的记忆里，那可是真正的大树，粗得好几个孩子都搂不过来。大树下原是村里人消夏乘凉的地方，是南半部村庄村民们的活动中心。但随着三棵大槐树的消失，以往的这个村庄公共空间也随之消失了。人们再也享受不到大树荫下聊天的惬意，夏天再也得不到树木的庇护。我真不明白人们活着到底都需要些什么？封建社会几百年都过来了，树都没砍，偏偏到了物质发达了的今天却把树砍掉了？就是因为穷吗？就是缺那几个钱吗？
老树都被砍光了，新房子院内院外都不种树。灰色替代了绿色。整个村庄象一排排的火柴盒，一座连着一座直向村边伸展，一直盖到山坡上。早先村西边的茔地，打麦场，松林，都被房屋吞噬。绿色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每次回故乡都是一种痛苦。你不能让时光停止，也不能让时光倒流。你所拥有的只是怀念。
我特别怀念村西边那棵高大的老橡树，怀念它每年秋天落下的一地橡果。就是这些橡球曾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70年代的某一天这棵老橡树被砍伐之后，从此，橡树这一生物物种便在村庄绝迹。与橡树一同绝迹的还有家家户户的杏子树，本来这是一种极其普遍、与村民关系极其密切的树，但到了今天，村庄里居然找不到一棵杏子树。通过范家村，我感到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反生物物种多样化的发展。工业生产的模式被用到农村的住宅建设和村庄发展上，结果出现的就是单调雷同。
再来看村外环境的变化。小时候，九目山坡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马尾松。一到夏天下过雨后，松树墩下的草丛中便钻出黄绒绒的蘑菇，当地人叫它“粘娥”。拣“粘鹅”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一种乐趣。可是现在的九目山，松林已经被砍得稀稀疏疏，泥土已经所剩无多。放眼望去，岩石裸露，惨不忍睹。一处处采石坑将山坡啃食得一块白一块白。由于九目山是一座花岗岩山，“打石头”便成了村民们的收入来源。五六处矿坑一起上，连续干上几十年，请大家想想，结果还能好吗？树之不存，土将焉附？土之不存，何来蘑菇？今天村庄的小孩还能拣到蘑菇吗？
今天农村消失的还有一种美，那就是历史文化。50年代，范家村还保留着几处茔地，最大的茔地是南茔和东茔。这两座茔地最大的有七八亩地那么大。茔中松柏参天，绿荫密布。小时候天黑时路过这里，心里经常是心惊胆战。即使如此，现在回想起来，南茔和东茔毕竟是一块难得的林地。在一片庄稼的田野里，冒出这么几片绿荫来点缀大地，可以想象它的自然价值。但是这种景色自60年代后也渐渐消失了。今天，田野上再也没有坟地，当然也不会有那古柏森森的树林。为了多打粮食，为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人把祖宗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毫不留情地消耗掉了。难道这就是发展吗？人类的发展就是以灭绝某一存在为基础吗？难道人类只有一种需求、只是一个简单的物质动物吗？
我怎么也不能忘记大自然留给下的美好记忆。6岁到14岁，正是一个人最调皮爱玩的时候。故乡的生活恰巧满足了我这种需求。我喜欢爬山，喜欢九目山顶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是一大块岩峰，小时候经常从陡峭的地方爬上去，然后坐在山头长久地眺望。南面和西南面是万马奔腾�